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国人法治意识史无前例地提高，谈立法、讲修法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一种思维癖好，有什么事情难治理，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咱加个法律条文还不成么？于是乎，郁闷于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问题，就有人提倡给家庭教育立法；气愤于医院的见死不救，便有人建议增加见死不救罪——法律似乎成了“万能膏药”，一贴就灵。
    这不，感伤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空巢老人精神世界的落寞，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拟在“精神慰藉”一章增加“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赡养人要经常看望老人”的条款。民政部官员也明确表示“如果老人就这一点诉诸法律，法院自此以后就应该立案受理”。（1月5日《山东商报》）
    《老人法》草案的出炉，离不开两个明晃晃的“苦衷”，一则我国有1.67亿老人，其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二则，一些人的孝义程度大不如前，虐待亲人、老人孤寂而死事件屡见不鲜——人数之多，孤独之甚，再加上老人权益受损，便想出“常回家看看”的法律约束来拯救“孝道”。这法子，听着顺耳，却看着碍眼。
    抛开道德问题泛法律化于事无补这个话题，但从“经常看望老人”这个法律条文看开去，便绕不开两道坎儿。一是“现实性”，现代子女不能常回家看看，约有两类情况：工作压力大和亲情淡漠。前者“有心无力”，既缺银子又欠时间，“想去不能去”。后者“无心而为”，使白眼耍脾气，“去了也白去”，干脆不如不去。
    二是“可行性”。“经常看望老人”中的“经常”如何计算和规范？每星期、每个月看一次算“经常”，还是半年、一年算“经常”？要知道，子女在身边的固然有之，但在遥远的异地甚至游居国外的也不少，路途距离不尽相同，职业工种不一而足，如何搞出像样的“一刀切”？再细究起来，这“看望”也是大有学问的，呆上一分钟拍拍屁股走人算“看望”？还是小住N日唠嗑尽数才算“看望”？
    另外，为防止“银发”一怒上法庭，是不是每次子女回家还要“签字画押，立据为证”，以避免老人“秋后算账”和自己“有理说不清”，把个活生生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搞成冷冰冰的剑拔弩张的“契约”关系？如是，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孝道”出了差错，“道德”有了问题，而是“家庭”、“伦理”这样的大课题误入了“歧途”。
    事实上，赡养老人我国并不缺少法律的支撑，《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明确规定了子女对老年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对违法子女也有《民法》《刑法》等相应法律来规范。而孤独老人天天愁云纠结而过早衰老，甚至过早萎靡死亡的原因，既有某些子女孝道不佳、法律惩戒不够以及整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也有老年人的养老观念问题。
    所以，在对老人赡养的问题上，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变着法子找“立法项目”，还不如在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增加违法子女惩戒力度、健全国家养老保障体系，改变老人根深蒂固在家养老的观念等方面下工夫。反之，如果“法为本、德为末”，幻想通过法律底线来解决公序良俗范畴的“孝道”问题，那这种做法无异于道德专制或道德暴力，最终结果便是获得了刚性的法律条文却失掉了柔软的骨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