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能否科学界定？如果一律以犯罪论处是否需要考虑情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委员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醉驾即入罪，而国家公职人员在犯罪后一般都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处分，这样对公务员来说“后果很严重”。（12月22日《新京报》）
    毫无疑问，醉酒驾车入罪的确不仅需要细节上的考量，还需要持有谨慎的态度，比如对于“醉驾”本身，需要有一个按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是按表现来界定标准的考量，再比如，要认真考虑这样规定的效果，防止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只是，在这个“拘役治醉驾”刚冒头的节骨眼，让人似乎才看到制度性求解的关口，就有委员扯着嗓子喊“公务员醉驾即入罪，后果很严重”，公开替醉驾公务员“叫屈”，实在有些大煞风景。
    按照这位人大委员的说法，一旦醉驾即拘役这样的“严刑峻法”实行，极易致公务员“开除公职”，言外之意，官员容易丢了乌纱帽，普通的公职人员也可能饭碗不保，后果很严重。但其他人员，比如自由职业者、企业员工等，醉驾的后果不严重么？当然不是，他们也会“入罪”，也会面临被“炒鱿鱼”的命运，罪责一点也不比公务员轻。何况，公务员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其他人则是“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同样都是养家糊口，同样都可能“走人”，这位委员何以得出厚此薄彼的结论？
    或许，这位急吼吼为公务员群体辩护的委员，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公职人员喝酒的频率高、开车的机会多，醉驾的可能性大，一刀切把醉驾入罪，公职饭碗被端掉的人会增多”。这倒是实情。一则寻常百姓的有车族还是少数，其把酒当歌，多是“有朋自远方来”或特殊事件的纪念，偶尔才会“一醉方休”，就算为了“工作应酬”，也断难出现“喝酒把人喝没了”的怪异“壮举”。
    二则，回头看看，近年来关于醉驾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公职人员引发的不在少数。只不过，对此类事件，要么是“羞答答的处分静悄悄地开”，实行“内部消化”，比如抄告同级纪委、简单的党政纪处分等；要么是各地量刑的差异，使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打招呼、递条子、看人下菜的“软阻碍”不绝如缕。所以，突然醉驾一刀切，就会断了醉驾公职人员的“逍遥”，也断了法规“软执行”的念想，由此一些人难免觉得“憋屈”，就站出来喊上两嗓子。
    事实上，有部分公职人员，在攸关群众利益的决策面前，先拨拉自己的小算盘，考虑完自身利益之后再说事的思维由来已久了，比如农副产品价格干预前，一些公务员超然于普罗大众之外享受“低价菜”，却正襟危坐地教化公众“涨价需忍受”；再比如，大城市治理交通拥堵，政府提出新政律令一大堆限制私车使用，民众追问政府有多少公车，却换来“不便回应，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噎人答案。就连一个“一视同仁”的“醉驾即入罪”的法规，也触动了其敏感神经，条件反射似的叫屈。
    抛开“公务员当率先垂范”的大道理，无论如何，公务员以及其组成的政府都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不该是“只顾自个”的既得利益者。至于醉驾“入不入罪”，当不当判刑，也不应由是否有利于公职人员而有任何改变——何况，眼下看来，这约束算不上苛刻，像在日本，“只要公务员酒后驾车，不论是否发生事故,一律就地停职或免职”。相比之下，我们只有“醉驾”之后、定了罪行、然后才有的“开除公职”，实在“柔肠百转”许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