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觉得桑陌可恶。平白地论起狗来，骨子里论的却是人性，但本着敦厚的禀性，他有两点没去“封喉”，那就我来做恶人罢。

    第一点，人性不能自己证明自己，须得有介质。换句话说，人对人实行人道原本是不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因为是份内事，而且属于同质求证，不能据此证明人性；人，只有对狗实行人道时才能证明人性，或曰佛性，亦即对众生的博爱和善良。就这一点看，太多的中国人确确实实地禽兽不如，远远地看，“两脚军粮”的发明纯属“国粹”，也很能证明冷酷和功利的民族性——至迟自黄巢起，中国军人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压缩饼干”，那就是把老百姓或者俘虏活杀了（一定要热气的，放血放清爽，冷气货有毒，吃了会上火，眼红出鼻血），风干，一版一版码齐了堆在军车上，随军作战，任你赤野千里或坚壁清野，几无断粮之虞，因为再大的荒年，人总是最后绝迹，如黄巢这样的全国流窜犯还怕缺百姓抑或俘虏吗？后来，长期和黄巢作战的朱温和秦宗权不但学了黄巢的秘法，还出了升级版，把它们变成了美味，那就是去头尾，弃内脏，纱布揩清爽（忌水，否则易烂），然后一把粗盐一擦，一把花椒一擦（去腥），香喷喷地载之后车。

    这样的军队，高蛋白高能量，肉食类，夜行性，古曰“壮食之旅”，面对五谷还常常吃不饱的饿殍之师当然是虎入羊群。

    大约从唐朝末年起，历代兵家都把“压缩饼干”的秘法视若拱璧，可怜，中国的老百姓平时是牛羊，战时是军粮，千古之下，为尊者讳，史家封口。

    军队战时吃百姓，那百姓吃什么呢？这点史家毫不讳言：易子而食。不是李银河的换妻俱乐部，而是“换子俱乐部”。

    看来鲁迅没有说诳，也没有用隐喻手法，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两个字：吃人。实实在在的食人族，而不是一个比喻。

    （还是老规矩，伤人乎不问马，不要和我辩证地纠缠着说：‘不要以偏概全。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吃过人肉的，比如我就没有尝过’等，否则，我将对您失明）

    刚才是远远地看。现在且近近地看，我发现中国就是一个屠场，到处都在上演“活剥秀”——活剥狐狸、活剥鹌鹑，剥得吱吱嘎嘎地叫——到处都在活剥，活剥青蛙、活剥蛇类、活杀黄鳝……这还不算什么，毕竟我们这代人还见过点血腥，我最痛心的是，在无数父母的传、帮、带之下，无数孩子也毫无恻隐地、木然地注视着这一切“活剥秀”。

    没有人觉得这是戕害人性的暴行，因为它们是动物，对动物也得人道吗——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杀狗成本最低而政绩最显，亦即低投入，高产出，何乐不为。这个世界，整治什么都是要付成本的，且不论整治腐败，血本浩大，整治黑社会，要冒枪林弹雨，整治欢场，你减少税收影响繁荣，就是整治马路菜场，你也得划出一块地方重新安置……但唯独整治“狂犬”，成本为零，狗肉狗皮的附加值兴许还有收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除桑陌等极少数的旧文人之外），对狗一类的家禽家畜之被虐杀从来不会流露不忍之心，孟子开始，大家只是躲到厨房里去啖肉就是，眼不见就是圣贤。所以，就像你报纸尽管放开报道娱乐和愚乐一样，你就放胆屠狗好了，一如洪晃骂骂上海男人一样，即英勇又没事，而且取悦京城大爷，何不踊跃呢？

马尚龙先生从另一角度谈人道尚且不被尊重，何谈狗道，基点也正是愤于人道的沦落。只是，他要“狗道”排排队，领好券，不要拱得太急。

转引桑陌的话，西哲有言，从一个民族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民族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在下故意把原文‘国家’改成了‘民族’）。

   活剥动物时，我们其实正活剥着自己。我们是食人族的后代。我们的先人曾经流行用自己的儿子换来别人的孩子，咯吱咯吱地咬得很香。

人犹如此，狗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