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Gershenkron，1962）率先倡导的。他认为，经济的相对落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落后经济可以直接利用最新技术创办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以走引进和模仿之路。如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曾大量从欧洲引进先进技术，20世纪日本和韩国也走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的后发崛起之路。

    一、可以通过模仿和引进，节省和降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成本

    先发国家必须从头至尾（从创意到推广）自主开发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必须进行摸索、尝试和风险实验，必须进行大量的研究开发投入。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可以省掉许多研究开发环节直接进行模仿制作，可以只支付比研究开发成本少得多的费用，将先发国家已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和产品直接引进或拿来为己所用。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研究开发成本，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

    二、可以分享先发国家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分享全球更高分工水平的“分工效应”，降低学习成本和交易成本

    先发国家经过大量投入和长期艰苦摸索形成的知识和技术不可能都以专利形式保护起来，大部分都会很快公之于众，在信息网络时代更是如此。这就会产生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即新知识和新技术一旦创造出来后，不仅创造者会受益，而且其他所有人都或直接或间接受益）。我国作为后发国家一般来说可以部分分享先发国家所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先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整个世界的分工水平还比较低下，而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时整个世界的分工水平大大提高，分工水平高会对参与分工协作的所有国家都带来“分工效应”，因此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可以分享更高水平的国际“分工效应”。不管是分享“外溢效应”，还是分享“分工效应”，都意味着后发国家可以大大降低学习成本和交易成本。

    三、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制度创新经验和成果，降低制度创新的实验成本和风险成本

    先发国家形成比较合理的现存制度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付出了许多代价。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直接吸收先发国家进行制度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少走弯路”，可以直接借鉴先发国家已创造的好的制度成果（如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宏观调控体制等），可以节约制度创建或创新的时间，可以降低制度创新的实验成本和风险成本。

    四、拥有更多的由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致的结构生产力，可以取得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当今世界，由于先发国家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由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致的结构生产力（具体是指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释放的生产力，如一个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只能获得2000元的年收入，如果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则可以获得5000元以上的年收入）已释放得差不多了，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而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远未完成，由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致的生产力有待释放，因此，除了可以通过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外，还可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结构变动来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往往可以获得比先发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形成赶超局面，缩短与先发国家的差距。

    此外，我国还拥有劳动力成本低等低成本优势。

    必须指出的是，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实现追赶的必要条件，并不必然变成后发国家的现实竞争优势，要想使后发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国家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后发优势发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发展缓慢，贫穷落后，不是不存在后发优势，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环境。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充分利用上述后发优势，如大规模引进、模仿、改造和转化先发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分享全球“分工效应”；积极借鉴先发国家的制度创新成果；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充分利用自身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等。在此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缩短与先发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