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痛苦，时间总像是绑上了火箭，霎那间就过去了几个月。

     有了新的序，便想重新去追忆，但那晚没有任何准备的文字，仍然清晰的不想也不能抹去。

     于是把此前那个夜晚真是的复制过来，作为追忆的开始。

     灾难总是一丝不苟的降临到妹妹身上。

    从7月4日接到友谊医院电话那个梦魇般的午后到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始终觉得在梦游，一次次的挣扎着，希望一觉醒来，妹妹和原来一样，来到我家，给我收拾屋子，整理那散乱的衣橱。

也因此，我总是不愿动笔，不愿意触碰那个可怕的现实。但看着妹妹因为化疗而光秃的头发，我又总想写点什么。

    写给谁？写给妹妹，那个26岁本该风华正茂，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妹妹。写给自己，害怕真的有一天，手机里“小二”的名字不再闪动。

    也许，就权当一种记忆吧。因为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这一段时间，往事总是一幕幕的浮现在眼前，从幼年父母的争吵，我和妹妹的相依为命，到后来妹妹供我上大学的彼此支撑，到母亲去世时，我们的孤苦无助，再到现在都结婚后的彼此照应。“妹妹”两个字早已经超越了同龄人的那种姐妹之情。

    生活在公元前的贺拉斯说，“我们的财产，一件件被流逝的岁月抢走。”

    从那个艰难的岁月到现在，我始终认为我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亲情——父母、妹妹。其实，包括我老公在内，他都不明白为何妹妹病了我那么伤心，那么上心。他甚至理解不了姐妹情深能到这种程度，但我知道。我也相信，如果我病了，我妹妹同样会倾尽全力，甚至辞掉工作来照顾我。

    也因此，当别人说我伟大，为了给妹妹移植骨髓几年不要孩子的时候，我却觉得能给妹妹骨髓配型成功，是我们俩姐妹的幸运，是上天对我们的怜悯。

    与此同时，在307和人民医院血液科的病房中，一幕幕的大爱小爱都不停的触动着我，郭玉景、周华超、崔姐等等，还有他们的家属。尤其那些20岁出头，或没有钱，或无法配型的一个个年轻脸庞，我也想为他们诉说。

晴天霹雳

    7月8日早晨五点接到妹夫的电话，“友谊医院今天上午十点就能出结果。”路上，一边开着车，我一边肆无忌惮的哭着。看着眼前的年轻女孩子，我就忍不住想，为什么别人可以无忧无虑的活着，而妹妹总要承受同龄人不应该有的苦痛。带着泪水赶到医院四层，那时我的腿已经软了。行至病房门口，我擦掉眼泪，笑着冲进房间。

    五分钟后，我开始徘徊在大厅、医生办公室和常常地病房走廊。直到10：30分，不敢进房间，不敢面对妹妹。我就像祥林嫂，不断地跟周围的病人家属交流，不断地重复“她才26岁，她才刚过上好日子”，他们都在经历亲人得白血病的折磨。

    我拨通了所有学医同学的电话，询问哪个医院治疗白血病最好，因为我知道这里不是白血病的专科医院。高中同学王晓伟在307血液科，即使很久没有联系，我也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如果这边确诊，我们马上就过去。”晓伟很爽快，而且极其尽心，要知道，那样好的专科医院，病人都需要排很久的队才能住上。

    我给她转院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得了这个病，生命就变得脆弱，我就一点不想让她走任何的弯路，我们必须走直线，首要的就是选对医院。

    10：30分，当骨髓结果最后确诊的时候，我突然没有了眼泪。我说转院，之前一直没有掉泪的妹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姐姐，我是不是确诊了？我怎么得这种病了，我不想治了，我不想拖累你和小殷（妹夫）。”

    在得知自己的了白血病第一时间，妹妹没有问我，她还能活多久之类的话，反而一直在重复不想拖累我，拖累她刚刚结婚不久的老公。“不管你是什么病，只要你有一口气，我们都不会放弃给你治疗的，你如果真的不想拖累我们，惟一的办法就是乐观起来，配合医院治疗。”我告诉妹妹。

这是妹妹得病至今，在我面前惟一哭的一次。

    随后，收拾东西，办理出院手续，妹夫开车在前，我开车在后，直奔307医院。妹妹坐在我的车上，我再也不想让她离开我一分钟，即使我知道他老公的心情跟我一样。路上，因为快速拆卸车牌的原因，我被警察抓住了，要扣我200元钱和6分。妹妹拿出了她的驾照说，反正我以后也用不着，扣我的吧。正因为这句话，我坚持用了我自己的牡丹卡。

    到达307后，见到晓伟后，我的哇的一声哭了，这个高中时的好朋友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知道晓伟的确很尽力，我们顺利地办理了入院手续，挤进了抢救室。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小姑娘郭玉景，随后那些日子，看到了坚强的小姑娘和伟大的母爱。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网上不断的搜索着“白血病、M4 ”这些字眼，一个个“无一幸免”的案例像钻头一样刺进我的心脏，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直在哭。先是边看边哭，然后是抱着老公失声痛哭。我永远都无法接受如果26岁妹妹离我而去的事实。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她的苦难刚刚迎来转折。

    夜里约莫四点多我睡着了，但五点多一点，我就醒了，仍然是苦，眼睛都已经肿了。洗了把脸，拿上车钥匙，我直奔307。清晨的马路上，车不多，但我的眼泪却难以计数。

    7月9日，307骨髓穿刺结果再次确诊，当天医院就给我妹妹插入了PICC管（一根化疗用的管，从右手臂直接插到第四第五根肋骨之间的大血管）。

    妹妹开始了艰难的一期化疗。看着不断发烧、呕吐的妹妹，我的心像针扎一样。头一个月，我无心工作，每天天一亮，

    既然安顿好了，我便开始了给妹妹找钱的艰难历程。因为医生见我第一句话就问的是，你们有钱吗？（此后，这句话一直伴随我们后来的转院中，见到的一个个医生）他们都很直接的告诉我，这病是一个结果难料，但却是无底洞的病。

（一）姐妹

     即使老公的姥姥一次次的责备我，妹妹都长那么大了，都在城里了，不能再叫农村的小名了，可我就总也改不了这个用了26年的称呼。

    二头说，“我一直以为活着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可我现在多么渴望这种自然。”瞬间，我泪如雨下。无法遏止的泪水冲破记忆的闸门，回到那段艰难的岁月。

    记忆之门从八岁打开。我们在密云的农村，处在一个半山腰上。现在是新农村，但那时贫穷、落后。

只记得那时，我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白崭，聪明伶俐，是家族里的掌上明珠，父母、奶奶、姑姑，我从来都是他们的中心。妹妹单眼皮小眼睛，皮肤略黑，又瘦又小，总像营养不良的样子，不爱说话，只有爷爷喜欢妹妹，说她属狗，能看家。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们像姐俩。

    妹妹总是穿我剩下的衣服，用我用坏的那块手表（整个上学期间，母亲给我买过两块表，后来那一块是考上重点高中，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给我去县城里买的）。我在村里串门跟伙伴们玩，总是不爱带上妹妹，觉得爱哭的她是个累赘。为了甩开她的跟踪，我去找小蕊（儿时的伙伴）玩的时候，要跑遍半个村子，躲躲藏藏的甩开她。

    父亲和母亲因为是包办婚姻，结婚很晚，而且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因此他们的感情一直很淡，甚至可以用不好来形容，总是吵架。

    我和妹妹第一次共同经历的苦难也是在那时候。家里承包了一块地，种上了苹果树，到了秋天，就会在果园搭上窝棚，晚上由父亲来看果园。那天，不知什么原因，正在果园干活的父母吵架，“以后你看果园”，爸爸撂下一句话，一赌气回家了。当时还小的我们，看到母亲留下的眼泪，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只告诉妹妹，咱们俩别惹妈生气。

    到了晚上，我们吃苹果充饥，母亲说，天黑了就不看了，把我们俩送回家。但是聚集了一天的乌云突然发作，下起了倾盆大雨。本来想雨停就走，但大雨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走出果园的两条路被一条大河沟连着，大雨已经汇聚成滚滚河流，母亲试了一下，水已经齐腰。带着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办法过去。

    初秋的时节，农村的晚上要比白天冷。开始我们还以为父亲回来接我们，但当时间一分一分钟的过去，伴着母亲脸上的泪水，年幼的我们俩似乎也明白父亲不会来接我们了。我抱着妹妹无助的哭着。

    后来我们一直没有等到母亲的到来。母亲抱着妹妹，我靠着母亲，只记得母亲跟我们说了很多，但内容已经不记得。整整一个夜晚，我在断断续续中度过。

    第二天，妹妹高烧不退，上吐下泻。送到医院，医生说，妹妹的了急性疟疾，需要住院。两天没有见到妹妹和母亲，我吵着让父亲送我到医院。在医院里，看着妹妹输着液，身下枕着冰块，瘦小的只有一团，幼小的心里突然有了“妹妹”这个概念。我拉着她滚烫的手，不停的叫“小二，小二”。

    那时似懂非懂，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医生当着父亲和母亲的面说，孩子够呛，已经烧到43度，怕把脑子烧坏。母亲急了，我号啕大哭。

    不知过了多久，妹妹奇迹般好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又开始了“欺负”妹妹的日子。那是一个冬天，炕上放慢了刚搓下来的玉米粒。我拿起一个假装放到鼻子里，告诉妹妹，你看没了。其实玉米粒就在我的手里。妹妹小，也效仿我把玉米粒深深的放进了鼻子里。

    结果意外发生了，妹妹一吸气，那个玉米粒一下子进到鼻子的嘴里端，在眼睛前面一点鼓了起来。我当时也急了，帮助她往外抠，但越抠越往里，终于妹妹哭了起来。父母发现后也没有办法，赶忙把妹妹送进了医院。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内疚的坐在家门口，哭着等他们回来。

    约摸两三个小时，他们回来了。我跑过去看妹妹，她已经忘了疼痛，给我讲医生用了一个大钩子给钩出来的，而且留了很多血。不过，妹妹兴奋得讲述中，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上学后，我学习很好，妹妹总是一般，于是我又成了骄傲的公主。因为村子里没有学校，要到六里地以外北白岩村去上学。一二年级我都是和小蕊一块，每天步行上下学，夏天的中午，我们还会走回家吃午饭再回去上学，冬天的中午才会带上饭盒，里面装上烙饼或者两米饭（家里穷，小米和大米混合在一起蒸的饭，极其偶尔才会吃一顿大米饭）。这样的道路条件，让我们村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孩子都成了学校的长跑健将，我还成了运动员。

    不记得是不是在家里吃饭总站便宜，反正我的个子比同学都高，比妹妹也高也漂亮。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妹妹也开始上学，每天跟着我上下学，路上我总是嫌她走的慢。

    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就骑车带妹妹上下学。妹妹不会在我骑上车之后再上车，总是她先坐上，我再偏腿上车出发。但那时我已经知道要保护妹妹。

    四年级时，我已经是我们学校的大队长了，全校七百多个学生，几乎都认识我。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和妹妹带饭吃，她吃完饭回教室不久后，就哭着回来找我了，说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抢她们沙包，还打了她一个嘴巴。

    用年轻气盛来形容我一点没有错，我跑到他们教室前面，在妹妹指认了那个人之后，我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大吼，“谁让你欺负我妹妹的？”。那个人我知道，是我们学校六年级出了名的“痞子”，我成了我们学校惟一一个敢出手打她的人。多年后见到他，已经拥有一个服装店的他还笑称，当时我一巴掌把他打懵了。

    我们村在半山腰，上学的学校就自然被我们称为下面的村。每天上学去的路上总是一路顺风，我也经常骑的飞快。我和妹妹也总是出交通事故。一次，刚刚加起速，年久失修的二八车车把就毫不客气地脱离自行车，我和妹妹也随之冲向了路边。那时村里还没有修马路，都是土路，瞬时我和妹妹的双腿都血肉模糊。简单的用胶布裹上卫生纸，借了一辆车，我们俩就去上课了。

    中午去下边村的卫生院，医生一个劲地诧异我和妹妹居然去上学，因为我的左腿和她的右腿分别由一个大口子，都露除了黄色的肉，医生分别给我们缝了两针。当时真的很坚强，我们俩都没有打麻药，也都没有掉眼泪，就那样缝上了。

    不过，几天后的一场大雨给我们留下了姐妹的印记。家里当时只有一个军队的单人雨衣，是大姑家当兵的三哥给的。下雨我和妹妹只能从家里拿一大块塑料布。但无论是在我们骑车的时候，还是在学校里，那块塑料布都几乎丝毫没有用处。我们两个的腿，都化脓留下一块疤。

    那时我们还发明了“二人转”，后来我们知道二人转这个词是在东北地方文艺中知道的。因为上学还好，都是下坡，回来的路都是上坡。刚开始我骑车带她一会就很累，几乎成了推车步行回家。我们捉摸了一下，把脚蹬子用木板加长一段，用绳子捆上。她坐在二八车大梁上，我个子高坐在座椅上，然后我们共同用劲蹬车，结果真的非常省力，回家时不算陡的坡，都很适用。到陡坡时，妹妹下来在后面给我推，我在前面骑。

    有一次，我们在适用“二人转”的时候，我刚要说“准备好了吗？”，还没容说，我来一块用力，结果用力过度，车把失去控制，冲到了路边的高粱地里，又是鼻青脸肿，但却哭笑不得。等到妹妹也会骑车后，我们俩经常以冲击陡坡为目标，看谁可以一口气的冲上陡坡。

    我们俩骑车的故事还很多，还记得五年级时，父亲给我们买了一辆飞鸽牌二六自行车，没有大梁那种。妹妹坐在后面，刚顺下坡冲过一个拐弯，我就觉得后面突然轻了。回头一看，妹妹坐在了地上，正咧着嘴哭，“姐姐，我在掉了。”再一看我们的车后座，那个钢铁的座已经干干脆脆的折了。村里人说，还没有见过像我们俩把车骑成那样的。

    父母一生气，罚我们俩走路上下学一周。没心没肺的我们俩也不觉得不好，每天乐呵呵的走路上下学。那时也是初秋，路上两边地里的庄稼都熟了。我们最欢喜的是一种被称为白高粱的庄稼，白高粱的杆很甜，像甘蔗一样，啃去皮，吃起来很好，我们称之为“甜秸”。那时吃不起甘蔗，父母会在收完高粱后，把秸秆给我们拿回家一些，让我们啃着吃。因为张口疮，所以控制数量。

    农民们最不爱的就是在马路两边种白高粱，因为经常会有孩子偷着肯，我们村的十几个孩子就是重点防范对象。那天，我跟妹妹看准了一块地里的白高粱，两个人迅速的一根一根的放倒。

    就在这时，突然白高粱主人从不远处高喊着“干什么呢”跑过来。见形势不妙，我放下手中的提案秸喊了一声“快跑”，就拉起妹妹拼命的跑阿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快到家了发现，聪明的妹妹手里还拿着一根，在回家前，我们俩在村口的栗子树下啃完了。

    妹妹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她很勤劳。虽然当时我们刚上小学，但放暑假都是农忙的时节，每天早晨天一亮父母就去下地干活，通常我们俩要一个跟着下地，一个在家里做饭。而我不喜欢围着灶台转，所以从来都是选择下地，妹妹负责做饭。

    也因此到现在，我的做饭手艺都几乎为零。当然，烈日下地里的煎熬让我下定决心走出农村，尤其是掰玉米时，玉米叶划出的伤口在汗水的浸透下“滋滋啦啦”的疼时，我总会透过玉米叶对这刺眼的阳光发誓，我要上大学，我不要在农村种地。

    即使在不用我下地的日子，妹妹也同样承担做饭的家务。父母一般都是11点多，太阳毒时回来吃饭。我和妹妹在家看电视看到十点左右，再好的电视，妹妹也会跳起来，冲出去做饭。她从来不跟我攀比，让我去做饭，只是撂下一句，“姐，你看电视啊，一会给我讲。”

    例外的时候，就是我们打算共同发明一样新菜或者遇到比较艰难的饭，例如蒸馒头。第一次蒸馒头，母亲头天发好的面，告诉我们应该放多少碱，放多少面起子。但目前忘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忘锅里放。经过我们俩的仔细研究，认为应该先放。于是在馒头放进笼屉上之后，我们才盖上锅盖，开始烧凉水。

结果可想而知，馒头成了一个个小铅球，本来就难得的面粉被我们浪费了。但父母却什么都没有说，吃的很香。

    小学的时光是我最爱回忆的，那时我们无忧无虑，生活跟烦恼几乎不着边，甚至天马行空。但随后的几年，父母的争吵，母亲的病种，妹妹的意外，一拨接一波的变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姐妹俩走的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