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解决浙江产业集群诸如低端锁定，内部协同不足，研发创新没动力，品牌薄弱等发展问题，实现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困境突围，应至少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
1）集群治理
完整的集群治理概念则由Victor Gilsing于2000年首次提出，他将集群治理定义为集群内成员旨在促进和改善创新进程而目的明确的集体行动。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两个对立的治理机制：网络机制与正式机制。正式机制建立在一系列基本规则之上,包括权威、法律、合约、规划文件和程序等。网络治理指在网络组织中,由于权威色彩的淡化与暗含契约作用的增强,企业间的交易嵌入到由紧密的、多重组带所联结的网络之中 。
从集群网络创新视角来看，相对信任机制而言，网络权力机制带有较高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加快速、有效地处理合作中出现的败德及搭便车等问题。当网络中某成员做出了损害网络公共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时，核心企业就可凭借该权力，影响或号召其他网络成员联合对不合作行为或违约成员进行制裁和惩罚，打击可能引致网络危机的投机心理，从而维护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和谐、健康的成长。而现实是，浙江多数产业集群网络权力机制不健全集中体现在群内核心企业缺位。
由于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其公共治理行为除了在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市场秩序的维护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创造信用环境、培育龙头企业等方式提升集群自发治理能力，从而实现对集群的间接治理。
在集群情境下，地方性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成员通常涉及到了大多数的集群企业，而且集群内行业协会的各种职能活动影响范围往往能够覆盖到整个集群，在许多集群内行业协会甚至能够部分地充当集群内公共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因而协会自治也是集群治理的一种重要微观机制。
浙江众多中小企业创新网络大多是以地域特征展开的，网络的地域分割较明显，而且受小农经济的熏染，使这些网络内部企业根深蒂固地认同于“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关系。这是集群内部最初的信任机制存在形态，在集群起源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交易成本。但当集群网络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这一网络关系逐渐成为集群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这种网络形态导致外来人才难以进入到企业的关键岗位，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因而，创新网络结构的改进、功能提升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亚网络”式的信用机制不健全。集群内部部分企业间基于“五缘”、“五同”关系，在产业创新网络内部又形成了众多的“亚网络”。虽然“亚网络”内部的关系链结紧密，但这种情况下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是单向的，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结网，阻碍知识在集群内的传递及交互学习，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网络创新。
浙江省在探索集群治理的实践中应该尝试一系列措施：首先，探索建立适合集群企业特点的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信息发布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引导企业强化信用意识，改善信用形象，提高信用等级，加快健全和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库。其次，营造集群内外企业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间技术攻关、技术共享与技术交流，积极为群内外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发挥集聚作用，积极培育块状经济中关联度大、业绩突出、创新能力好、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发挥其产业辐射、技术示范和销售网络中的引领作用。第四，、完善产业链配套，强化分工协作。
2）集群品牌打造
浙江省嵊州市以领带产业集群闻名海内外，目前有两大世界性的领带产业集群，一个在意大利科墨，一个就在中国嵊州。自1984年第一家领带企业成立至今，嵊州市已拥有1100余家领带企业，年产领带3.5亿条，占据世界40%、国内90%的市场份额。30多家国外领带企业及配套企业在此落户。2004年12月21日，嵊州市政府明确提出“打造‘嵊州领带’集群品牌”的战略目标。这是国内第一次提出“集群品牌”。
借助于占世界每年产量40%的3亿条领带，嵊州领带组成了令全球瞩目的“领带欧佩克”。 一条领带能赚多少钱？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嵊州领带行业协会的一位专家说，相近质量和工艺的领带，浙江生产后卖到美国的出口价一般为20-30美元，毛利润20%即30-50元人民币，净利润10%即15-25元人民币；意大利生产后卖到中国的进口价一般为150美元左右，毛利率与净利率略高，至少多赚了10倍。 为什么意大利领带比浙江领带多赚许多？因为意大利是全球知名的服装生产地，多赚的部分就是品牌价值。
我们通常所提的“区域品牌”、“集体品牌”实质上就是“集群品牌”，均是指以地名和当地特色产业结合形成的品牌。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一般需经历集中办企业、形成产业链、形成“集群品牌”等阶段。“集群品牌”创建的目的在于向外界宣布：何地有何种产品、何种企业(产业)、何种机构。“集群品牌”使得该产业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被外界所认知，可以惠及这个集群中的个体。“集群品牌”名声在外，有利于这个主导产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取得产业分工与转移的有利地位。“集群品牌”是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浙商商帮的产业集群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应该站在集群整体的高度面向全球塑造属于自己的集群品牌，为集群内产业寻求品牌溢价。
3）创新破局
2009年由诸暨博市珍珠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浙江省诸暨珍珠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浮出水面，该平台由诸暨珍珠产业龙头长生鸟公司牵头。针对珍珠产业中存在的产品附加值低、中低档珍珠充斥市场等难题，该中心将从“公共性”和“服务性”出发，对珍珠养殖模式优化、珍珠漂白增光及低档精深加工等共性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为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浙江省诸暨市珍珠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3%，全国总产量的80%，是我国淡水珍珠养殖、加工和销售的最大基地，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珍珠产业集群化特征和区域块状经济特色非常明显。
块状经济是浙江的主要经济特征，但当下浙江的块状经济面临着转型与升级大考，产业集群层级低下，、整体竞争力不强，、企业不注重研发投入，、不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等因素，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浙江经济拼资源、拼环境、拼价格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浙江产业集群难以集体突围，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很多集群内的企业不注重技术上的投入，而整个产业集群更难以形成科研共享，难以形成突围合力。产业集群、块状经济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需靠创新驱动来推动。而长生鸟公司牵头创建的诸暨珍珠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突出公共性和开发性，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平台从“公共性”和“服务性”出发，依照“整合、共享、创新、服务的原则”，不断强化开放共享和服务功能，为区域产业科技长远发展、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浙江省珍珠企业、科研单位和广大的科研人员提供优质优惠的科技条件服务。一旦全面运行，诸暨乃至全国珍珠企业都可以共享这个创新平台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服务。
现任诸暨珍珠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负责人的阮华君同时身为长生鸟公司董事长，但这个创新平台，更突出公共性和服务性。即这个平台是开发性的，依照“整合、共享、创新、服务的原则”，为区域产业科技长远发展、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一旦全面运行，诸暨乃至全国珍珠企业都可以共享这个创新平台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服务。
当产业集群利用成本比较优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化，促进产业集群不断优化升级，这样才能保持浙江产业集群持续的竞争优势，防止集群走向衰退。以科技进步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区域范围内要从产业政策转变为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政策；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地利用先进技术，推动自主创新，形成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由诸暨市珍珠产业龙头长生鸟公司推动的行业性研发创新平台可以看作是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创新破局的一次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有望有效推动整个集群转型升级。
近年来，浙江一批以营销和研发为主的新型服务型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虚拟网络型的块状经济正在加速形成，如服装行业中，一些企业如温州的森马服饰、美特斯?邦威，嘉兴的雅莹服装等。从技术研发，创新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不同方面，浙商商帮的产业集群正经历凤凰涅磐，集群的转型升级，强化自主创新，用创新破局集群发展困局是必走的道路。
4）公共大平台搭建
2007年，位于浙西临安的青山湖科技城启动建设，浙江力争用5年时间，聚焦、引进若干家国内先进的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检测中心。目前，浙江累计引进共建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等820家创新载体，总投资超过230亿元，引进科技人员16000多人，引进成果1300多项，引进专利1500多项。
浙江省政府正在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园区）建设一批创新能力较强、服务水平较高的综合性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平台成为产品试验基地、标准服务基地、检测科研基地和培训咨询基地。实现产业基地、园区、平台建设与新型城市化互相促进推动。政府正推动在产业集群示范区制定并推广实施联盟标准，组建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0个，制修订块状产业联盟标准30项以上，制修订块状产业联盟标准推广实施率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加快培育在产业引导、标准制订、品牌培育、行业自律、展览展销、统计分析、应对技术贸易壁垒诉讼等方面成效显著的行业协会，在教育培训、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会计审计、知识产权、法律事务、节能减排等为示范区转型升级提供优质服务且成效显著的中介机构。扶持专业化协作配套和商业模式创新项目。以虚拟经营、网上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为重点的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推进集群内中小企业与重点优势企业在生产、质量、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协作和融合，完善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体系。
今天的浙商产业集群发展，从大型研发平台、产业基地、园区、标准、中介服务等方面，政府已经走上前台，浙商商帮的发展已经从过去的民间自发式发展过度到今天的“政府公共大型服务平台推动+民间自发式发展”的双轮驱动，有效弥补了过去民间商帮的低层次自组织发展模式的诸多缺憾。浙商产业集群要走出困局，必须跳出原初的产业集群内部生态循环来思考，必须要有整体性配套大平台，要政府整体推动建设，做好整个集群发展所必须的而集群企业又做不了的大型公共配套，包括相关硬件平台及标准，规范等。
5）行业龙头带动
一个好的产业集群应当具有适应市场变动、强势创新、自调整等能力，这些首先依赖于有良好的产业集群的内部构成关系。通常，一个产业集群，必须由一个主导产业，若干个骨干企业和一批中小型专业企业以及几个专业市场等构成。而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小企业数量过大而大型龙头企业不足，已不适应当前产业集群的运营需要，必须进行调整。
以义乌为例，2010年，义乌集贸市场总成交额621.16亿元，全市有各类工业企业2.6万余家，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行业“单打冠军”，饰品、拉链等产品占据了全国30%以上的份额，无缝内衣产量占了全球的20%、全国的80%。可就这样一个世界级是产业集群，目前上市公司也就新光、浪莎、真爱等几家而已，几万家企业而成规模的龙头却很少，过于分散的结构形成话语权稀释，集群整体研发效率低下，共同行动协调成本高等缺憾。这样的产业集群结构极不合理，浙商的产业集群要升级，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不可或缺。
6）拥抱信息化
浙商商帮内部传统的网络结合方式更多是靠“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关系而结合起来，这也是形成今天的浙商块状经济的内在源代码之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使得浙商商帮内部经济体的多维融合变得更加容易，传统浙商商帮人际间、产业集群内部的多维网络化融合在互联网时代有着无限可能的组合方式，浙商传统的产业集群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企业管理、电子商务、节能减排等环节或领域广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这必将催生一大批新模式，新企业，新经济、新集群将取代传统的集群。目前浙江正在推动实施一批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重点项目，这也正是浙商产业集群突围的方向之一。
7）与金融深度结合
产业集群与金融的深度结合不仅限于是银企结合，而是一个立体化的构建过程，主要分为五个层面：顶层设计、微产融结合、泛产融结合、标准或严格的产融结合、针对产融结合的服务。
产业集群与金融的深度结合需要政府相关监管部门、银行、律师机构、协会、中介机构在制定一套完整的联动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有了这样一个的顶层设计后才能使产业集群与金融的结合进入一个稳定有序的发展轨道。这方面浙商的商会联合担保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发明可看做是这样一种顶层设计。
社会上有很多的企业利用自身产业的运作特征，通过产品的销售过程和服务的完成过程形成各种类微型金融产品，比如发卡的销售模式，这都属于微产融结合，微产融结合有效地补充了原有金融产品在企业和社会之间留下的微型金融缺口。这方面，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就是微产融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泛产融结合是集群内的企业在股权投资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出资、持股和分红，来分享金融机构高成长带来的利益。
标准的产融结合，是集群企业拥有实业和金融两大板块之后，在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间形成一个连通的结构，将金融工具，金融信息，金融人才，金融产品服务于实业板块的产品研发、销售、融资租赁、分期付款、并购重组，以及支持实业的风险投资等实体经营活动。
针对产融结合的服务则包括诸如由金融机构牵头开发服务于集群企业的金融衍生品，同时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下，制定相应的服务条款和风险控制方案等，最终将“融”和“产”连通。
新金融时代，浙商产业集群要获得突破必须从多层次与金融深度结合，实现深度的产融结合，用金融放大优势，提前锁定优势，用金融工具化解产业发展中的风险，用金融助推放大集群内成长性力量。
8）集群生态优化
目前浙江产业集群构成大多较单一，以单一型生产加工型企业为主力，生态构成不够丰富，缺乏持续的发展后劲，而一个合理的产业集群大致应由五类主体构成，即企业、教育培训、科技研发、金融机构和政府组织。一个运转良好的产业集群，其中的政府、中介机构应加强企业和学校、域外优势企业和研发机构的联系，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创新的平台；同时，建立集群内技术创新的保护规范，使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有效提高集群的技术水平。
浙商的现有的产业集群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从经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构筑现有产业集群生态，从集群结构上，环境上等多方面构建层次多样、种群丰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螺旋式跃迁可自我进化的智能型生态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