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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冯至著、桑农编的《书海遇合》（开卷随笔文丛、湖南大学出版社），想起收藏的一册冯至的《杜甫传》。从书架将此书找出，细细摩挲。多年前淘于旧书摊，具体的印象一点都没了。

    此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零年二版十四印，三十二开，六点二五个印张。封面简洁素淡，“杜甫传、冯至著”六个字，蒋兆和先生一九五九年创作的经典的杜甫画像。内页盖有“绩溪丝厂工会图书室”的印章。从版权页上的信息可以知晓，印数五万册，累计印有二十一万两千多册，定价五角，是绝对的畅销书、长销书。

    重版说明和前记简要记述了冯至写杜甫传的过程和新版情况。传记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六月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时，引起不少读者关注。一九五二年一版，一九八〇年二版，新增了附录一和附录二。附录一是冯至一九六二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写的三篇评论杜诗的文章，《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论杜诗和它的遭遇》。附录二是以杜甫和苏焕生的交往为题材的小说《白发生黑丝》。“可是总的说来，我对于杜甫与杜诗的评价没有什么改变。”

    抗战期间，冯至到了读杜诗的年龄，爱杜诗，便迫切想认识杜甫这个人。鸡蛋好吃，就想认识下蛋的母鸡。“这诗人的人格是怎样养成的，他承受了了什么传统，有过怎样的学习，在他生活里有过什么经验，致使他而不是另一个人，写出这样的作品？”在西南联大时期，“歌德的著作和杜甫的诗是我在昆明时期主要的读物，读得比较仔细，比较认真……”冯至想了解杜甫，实则是在乱世寻求中国文人的精神命脉，忧国忧民忧天下。可当时并没有一部杜甫传或杜甫研究著作来满足他这个愿望。“向外求之不得，只好反过来求诸自己了。”一九四四年，冯至有了写杜甫传的念头。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报》上，冯至发表了《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叙述了写杜甫传的因由。“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口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早在一九四一年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就有一首写给杜甫的。感佩杜甫在荒村忍受饥肠，他的贫穷像圣者的烂衣裳，仍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作为北大的学生，冯至很熟悉杜诗。一九二七年毕业后去哈尔滨一中学教书。表面上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实际上经历了巨大的心路旅程。写完《北游及其他》后，他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战时条件有限，冯至研究杜甫，更多是“以杜解杜”，把杜诗当做一个整体的有机体来研究。一本“不是什么好版本”的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冯至“视如珍宝”。一首首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做成卡片，积累了数百张。

    “这本书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现在无法预测。但愿它能够是一部朴素而有生命的叙述，不要成为干枯的考据……我希望，纵使离开杜甫的诗，它也可以独立。”这本书将来的样子，从其一版再版，可见一斑。笔者陋闻，觉冯至的《杜甫传》，虽薄薄一册，受制于研究材料等原因，有些问题展开的不充分，但确是一本不了解杜诗也可以读明白的传，文字浅白，情感隐藏文字后，几不可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