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担责比政府道歉更重要
文/陈潭
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深圳市对政府部门的责任检讨和失职道歉行为，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和规范，这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体现了打造责任政府的决心。(9月17日《人民日报》）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们做错了事情，伤害了对方，为了请求对方的谅解和宽恕，就会毫不犹豫地向对方道歉。因为道歉是一种道德要求，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素养。相对于政府来说，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理应向公众道歉，而此时的道歉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
近年来，许多政府部门在面对因失职、渎职造成的后果时，不是勇敢地面对错误，坦诚地向公众道歉，而是推托责任。不难发现，政府部门之所以推托责任，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制度确立和规范。然而，深圳市对政府部门的责任检讨和失职道歉行为，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和规范，是一种执政理念的进步，它强化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政府部门推托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部门道歉是一种不小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以规定的形式明确政府政府的道歉行为，有可能使政府部门道歉流于形式。道歉行为本来是个人情感的真实体现，而制度化的道歉则是一种强迫行为。在制度的内在强迫下，政府部门的道歉能有多大的作用？当然，它能够消除公众的不满情绪，短期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这显然很重要。但是，它能否促使政府部门知错改错不再犯错呢？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众所周知，道歉需要真诚的态度，没有真诚态度的道歉不是道歉，而是一种欺骗行为。一些政府部门有可能打着道歉的幌子，继续欺骗、蒙蔽公众，以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试想，一些政府部门没有因为道歉而改变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继续欺骗公众。那么，长远来说，它不但不能消除民众的积怨，反而使民众聚集更大的怨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当然，由于政府部门的失职、渎职，公众需要政府部门的道歉。但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道歉，需要建立在强有力的问责制度基础之上。没有强有力的问责制度做后盾，仅靠道德上的约束，道歉则显得苍白无力。显然，道歉只不过是一种无法用制度衡量的政府姿态，依法担责无疑比这种姿态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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