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黄盈盈/李楯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四、解决"问题"的前景与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最重大变化，就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与彰显。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艾滋病危害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与公共卫生，而是我们社会最根本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制度安排。一种共识正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中逐渐形成：传统的囿于医学-生物学模式的应对策略亟需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发展为全局性的战略设计；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成功更多地有赖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当前的中国已经跨过了"预防艾滋病需要政治参与"①「参见1994年12月1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代表共同签署的《巴黎艾滋病首脑会议宣言》，载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Princi ple to Practice：Greater I nvol vement of People L i ving wi th or A f f ected by HIV /A IDS.」的初级阶段，日益明确与具体地把艾滋病"问题"作为推进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契机。

　　因此，各种对策性研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本文也尝试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视角。

　　建设中国的社区与社区文化机制

　　在国际范围内，人们在从医学视角转化到公共卫生视角再转化到（个体）行为学视角的长期实践之后，终于认识到艾滋病传播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终于开始以社区这个社会文化的细胞为基础来推动防治工作，总结为"以社区为基础（community2based ）的艾滋病防治"的发展方向。②「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云南省领导干部防治艾滋病培训资料》，昆明，2005年3月。」它提倡从依赖垂直的行政系统向组建社会力量的网络转变；从专注于卫生与健康的模式向建设生活方式与地方文化的模式发展；从强调外来的针对个体行为的干预前进到激发与聚合社区主体的精神力量与文化能动性。它已经被认为是有利于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从基层出发切实预防艾滋病的最佳方法之一。

　　但是在中国，城市"单位所有制"下的人口分布状况与乡村地区传统的村社大都处于迅速瓦解的过程之中。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定义，现在中国究竟在多大范围内与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社区"，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外来成功模式中的几乎所有具体内容对于现今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都不可高估。尤其是"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模式所强调的"社区领袖"、"社区精神资源"这样的实例更是罕见于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城市基层工作与其说是社区化的，不如说是机关化的。③「具体情况可参考李友梅《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其根源就在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际关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变化这几种最重要的社会推动力是具有方向性的。在它们会合为正向的合力的理想状态下，"社区"、"中产阶级"、"理性社会"这些美好的事物就都会应运而生。但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更多地被观察到的却是相反的情况。这意味着在中国，与其说是如何发挥社区作用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首先促使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真实的社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与探索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设社区，推动社区文化的发展，以便为艾滋病防治提供坚实的根据地。

　　"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化

　　艾滋病预防工作格外注意"流动人口"，认定它是很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而且已经对其进行了不少的干预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其巨大的人数之外，"流动人口"既已经远远脱离了流出地原来的群体，又没有有机地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行，往往不仅仅是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边缘"状态，甚至在人际交往方面处于"无缘"状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尚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尽快实现"人的城市化"与"本地公民化"的有效途径。

　　在此方面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那些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的所谓"农民工"，却容易忽视那些在人数上与农民工很可能相差无几的"白漂"（漂泊打工的各类白领人员）的类似境况。一方面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合力的贡献往往被局限于纯粹经济意义与工具意义之内，是造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们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之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张力，存在着他们从"游离"社会恶变为"背离"社会的可能性。

　　此种现状已凸显出调整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倘若防治艾滋病的工作者忽视这种社会状况，仍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办法动用行政组织的力量来进行宣传教育，那么很可能就连应该受教育的对象都难于找到，接下来的工作效益也就很难预期。

　　如果扬弃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工作方式，转而更多地发挥社会网络的作用，那么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推动与提高的作用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既然艾滋病是通过社会网络传播的，那么使用这一途径来预防它也就是最为有效的。

　　对青少年的重新认识和青少年工作的重新定位

艾滋病预防工作也非常重视青少年的"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所接触的同龄人往往倾向于只有两极化的"同学"与"同伙"（负面意义上的、"团伙"的），缺乏的恰恰是那种足以互相讨论"性"、怀孕、吸毒、卖血这类内容的"同伴".结果中国相当多的"同伴教育"仅仅是把讲课人从医生换成了好学生，而宣讲的内容与双方的相互关系则基本未变，①「曾阳、常春、吕姿之、高源：《医学生预防艾滋病/性病同伴教育效果追踪评价》，《中国健康教育》，1999年，第15卷，第11期。方晓薇：《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新模式——关于同伴教育的参与观察与功能分析》，2005年6月，http：//www.sexstudy.org/article.php ？id =1906.」其效果也就为之大减。

　　这也不仅仅是预防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开始逐渐意识到：21世纪的中国青少年需要一种学校体制之外的新的社会聚合形式，例如网络论坛（BBS ）、网络聊天室、"泡吧"（邂逅式的相聚）等等。

　　实际上，青少年已经创造出或者引进了这些形式，成年人社会应该更好地帮助与引导他们而不是倾向于压制与管束，以减少青少年"同伴社会"中"越轨行为"的发生概率。否则青少年里的艾滋病预防工作停滞于"要我做"而不是"我要做"的境况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我们应该推动青少年的这些新的个人组合方式，更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乃至政治活动，相信他们中昂扬的爱国热情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朝气与防治艾滋病事业的卓越成效。

　　纵观本文，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我们必须这样来提出问题：与艾滋病本身的危害相比，防治艾滋病的理念与操作的任何可能的失误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将会更大。我们必须努力避免之，以保护不仅仅是个体生命或者公共卫生，也不仅仅是社会稳定，而是保护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如是，我们将不仅挽留更多的生命，而且更可能迅速提高执政威信与能力、转化社会矛盾为发展动力、建全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同时，人性化地解决艾滋病"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社会发挥出增量的建设性作用。一般来说，涉及社会生活的举措常常会在价值观上具有外溢的作用。开科取士使传统社会重视子女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激起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如果我们以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来指导艾滋病"问题"的解决，那么，在超出艾滋病防治的领域，我们将会看到一些现代社会的文明因素在播种成长。它们至少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宽容精神、对社会多元的理性接纳等等。凡此，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品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