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南某县一个安静的小村庄，这里村民们多是三世、四世同堂。王家祖孙三代，十口之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十年前的一天，祸从天降，五口人命丧车祸，更不可思议的是又被艾滋病拖入深渊，只留下一个小男孩流落他乡，几乎接近灭门绝户。

1996年春季的一天，天气晴爽，60多岁的王老汉夫妇，每人抱上一个4～5岁的小孙女，带上三个儿子、两个媳妇，剩下一个3岁多的小孙子因随姨妈外出玩耍没有去。这九口人坐上自家新买来的拖拉机，去十里之外的镇上赶集，准备买些日用品，同时也为新买的拖拉机风光一番。他们刚走了一半路程，遇上了一个大货车，把拖拉机撞翻碰碎。王老汉夫妇、两个小孙女、老大媳妇五口人当场死亡，老二媳妇年轻力大，在临危之际，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只受了一点轻伤，王家三个男儿都受了重伤。大货车是外省的过路车，司机看情况不妙，加大油门，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谁也没有记下来车号。过路的群众把王家三兄弟送往医院，手术、输血抢救，医生护士忙活了一天多，他兄弟三人的生命暂时保住了。出院后，三兄弟身体一直不好，今天感冒发烧，明天拉肚子生疮。他们在当地卫生院找医生看了一下，买点小药吃了，谁也没有介意。

1999年秋，王老三因发烧、咳嗽、闷气，在村、镇卫生院多次治疗无效，便住进县中医院，治疗两个月症状不见好转，反而加重，随后转入县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肺结核”、“贫血”，经过治疗好转，老三回家休养吃药。2002年年底老三病情又一次加重，他的未婚妻正为他筹款项准备住院，2003年春“非典”疫情来了，禁止人们外出流动，待“非典”疫情解除，老三去市医院求治，医生给他抽血化验HIV抗体，结果“阳性”。医生问他卖过血吗？老三说：“在1996年春遇车祸抢救时输过血。”老三被确诊为“艾滋病”，医院不收他住院，只得回家了。

在“非典”过后，我打“艾滋黑洞”时路过那里。那是一个中午，老大、老二还在田里劳动，我看见老三骨瘦如柴的躺在床上呻吟，王家人再三给我说：“千万不敢向外说我们有艾滋病。”在这时老三的未婚妻坚决退婚，但不退彩礼。王家很生气，老三更生气，十几天后他闭上气愤的眼睛走了。老大、老二为老三这桩婚姻纠纷很生气，他们的病加重了，他二人同时在县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结果都是“阳性”。老二媳妇和她的小男孩化验HIV抗体“阴性”。王老二媳妇不懂艾滋病知识，她怕的要死，再不敢接近丈夫了，躲藏了多日，带上家中所有的积蓄失踪了。一个多月后王老二在气愤中死去。他那个13岁的男孩被外房亲戚收养了，因为怕受艾滋病的歧视，改名换姓的消失了。

王老大于2001年春节再婚，娶的媳妇刘红（化名）和带来的6岁女儿小梅（化名），化验HIV抗体，结果都是“阳性”。医生奇怪的说：“我曾未见过‘父婴传播’，何况小梅的父亲又是继父。”于是医生追询刘红病史，“你卖过血吗？输过血吗？”刘红哭了，她泣不成声的对医生说：“我对不起王老大，我在生女儿时剖腹产输过血，女儿半岁时因生病化验检查，我娘俩的HIV抗体都是‘阳性’，说明俺娘俩都感染了“艾滋病”。女孩爸爸给我离婚了，我们二人无依无靠，又是外地人，我才20多岁，只有改嫁。我怕王老大不肯娶我，就隐瞒了感染艾滋病的病史。……”这时刘红在王家生的半岁男孩正在生病，医生对他进行HIV抗体检查，结果“阳性”，无疑是母婴传播，小梅和弟弟都是母婴传播，男孩一个月后夭折。王老大夫妇非常痛苦，二人的病越来越重，女儿的病也一天不如一天，经过几年疾病治疗的折腾，家中所有积蓄已花空了，在15个月的时间内，这个三口之家全走了。王家因输血传染艾滋病死去6口，其中有两个小孩虽是母婴传播，而母亲的艾滋病仍来源于输血。

从推理证实，卖血感染艾滋病者这么多人，一个卖血者不会只卖一次血吧？他卖出的血就会有人输在身上，就会感染艾滋病。不过这些感染者居住分散，又因怕歧视不敢公开身份，故不容易发现他们。在中国大地不敢暴露艾滋真相的人并不少，他们无知、怕丑，怕别人看不起，……这不等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不存在。现在“黑血站”仍在活动，受害者可想而知。今后该怎么办呢？ 这是中国的灾难，决不是河南独有的事件。据《新民周刊》11月29日报道“四川资中县公民镇艾滋病感染者的阳光生活”小镇“艾滋生态”传奇……这个镇曾经是中国爱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那些因赴外省地下血站非法卖血而遭遇病魔的感染者，一度在家乡备受歧视，成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另类。他们生活困顿，社交断绝，看不到希望。

文中报道的感染者有黄昌其、李本才及其父亲、哥哥、叔叔，卿舟维、李春孝、刘艳平、魏婷、李彬、李孝青、何勇、曹学良、李本刚、游莉、林腾权、李秀华等有可查据的17人（现已得到中英项目的救助）。本文显示，已感染艾滋病的有3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