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市人大代表、某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在代表团讨论时，认为国家卫计委要求去年开始实施的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因为签红包协议，让一些患者以为是暗示收取红包，反而导致红包反而多起来了。

虽然，上面的情况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绝对可以认为是凤毛麟角。在想象中，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具体操作中患者未必如此多情。对此，笔者作为北京第一家执行该项工作的医院的工作人员，深感此项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近些年来，由于医院管理工作中的不足，红包现象确实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疾，在一些医院真实存在。但这种现象在社会中被无限夸大，让一些患者以为，送红包是各家医院普遍的潜规则。在这种认识下，医患之间就会存在一定的隔阂，有些医生对患者比较热情，患者认为，医生这么热情，是不是需要意思意思。有些医生的态度可能生冷一些，也会让患者误以为，可能是与自己没有表示有关。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能对患者造成一定的压力，让医患关系更加扭曲。

而通过签署红包协议，让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比较阳光地谈论红包问题，化解困扰患者心中的一些心结，至于部分患者产生新的疑惑，将其误解为医生索取红包的暗示，这一方面与部分医生的沟通技巧有关，另一方面则折射了患者对医生误解的离奇程度。这部分患者，即便不与之沟通拒收红包问题，他们同样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猜测，做出送红包的决定。

当然，签署拒收红包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生的工作量，让许多医生不得不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专门抽出时间来与患者沟通红包问题，一位患者少则四五分钟，多的可能几十分钟，积少成多，无形中，又是一笔不小的工作量。事实上，在我们医院的工作中，医生们意见最大的恰恰是“麻烦”，而不是因为又遭遇了红包。

但正因如此，才更能显出此项工作的意义，如果签收拒收红包协议，还要医生破费诸多口舌的话，恰恰说明，此项工作的背后，确实存在许多需要医患沟通的地方。现代医学，本身就要求医患之间，除了医疗问题，还应该有更多层面的沟通，如果连一个红包问题都沟通不好，更说明目前的医疗体制留给医患沟通的时间太少了，这不正好是时下医疗体制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吗？

当然了，签署红包协议，虽然能够部分减少红包现象的发生，但并不能真正杜绝红包现象。因为这个规定本身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红包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务人员的正当收入过低，红包成为部分医务人员获得医务补偿的重要途径。这种情况不改变，红包现象可能很难改变。但所谓急则治其标，在医疗过程中，如果一个疾病的根本问题暂时不能缓解的话，通过一些非常手段，把一些可能致命的症状进行对症性的纠正，有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为此，只要拒收红包协议能让广大患者意识到，拒收红包在医院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对于整个社会，未尝不是一种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