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掩耳盗铃”的故事让小女喜欢上了成语，缠着我给她讲各种成语故事。小女对成语的兴趣很浓，常常把成语用得满天飞舞。一次特别骄傲的对我说：“我张口结舌，把我老妈说得哑口无言。”我马上对小女提出表扬：“张口‘皆’舌，好！满口都是舌头，你很厉害！你妈说不过你，因为她只有一个舌头。”

从女儿会走路，我便带她出入任何场合，朋友聚会，歌舞厅，有时出差也带着她。养成了她不知道什么是陌生的习惯。小女和任何人都有很好的交流。

九五年底，我和张冰在兆龙饭店旁的红沸水餐厅吃饭，带上了小女。那时候她三岁多。几分钟她便吃饱了，然后便不知去向了。我们坐在餐厅门口，不用担心她会出去。我和张冰天南海北神聊，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结账，让服务员把女儿叫了出来。等我们三个人出门的时候，发现整个餐厅的十几个服务员和五六个厨师全都送了出来。我才知道，在这两个多小时，女儿已经和所有的工作人员成为了朋友，并且还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上了他们的姓名和电话。

九七年五月，我出差的时候，带小女一起去了青岛，住在青岛邮电宾馆。我和两个法官大姐在酒店中餐厅吃饭，我女儿又不知去向了。吃完饭，服务员把我带到酒店的消防出口处，我发现女儿和七八个酒店小姐高低错落地坐在楼梯上，聊兴正酣。

一次老婆出差，我骑车带着女儿回家，她在后座不小心把小脚伸进轱辘里，脚被绞伤了，我领她到医院缠了厚厚的绷带。整个过程小女没有哭过一声。第二天是周末，我邀了几个天达的同事在我家打牌。大家邀三喝四的出牌，女儿便一动不动的静静地坐在旁边的小床上。同事惊讶地问：“小双，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养伤，”女儿回答地特别平静。

三岁多的时候，我们便发现女儿对数字加减能够很准确地回答出来，但问到进位加减的时候，她不会马上回答，总是说“想一想”，然后回答。那时我们问的都是两个个位数的加减。四岁的时候，我问35加48等于多少，她想了好半天，说等于83 。我发现她“想”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嘀咕，我确信她没有学过进位加法，便问她是怎们“想”出来的。她说是数出来的，就是从一数到83.。我听了非常惊讶，这个看似简单的累加实际上并不简单，因为从35之后，要同时计算两个数字，比如36是35加1，37是35加2 ，以此类推。象汽车仪表盘上的两个计程表，一个是当前公里数，一个是总公里数。总公里数滚动的时候，当前公里数同时滚动。我又出了一道题，“38+59”,并让她不要从一数起，试试从38之后数，女儿试了一下，数到97停了下来。减法也是这样。

关于女儿奇怪的计数方式，我咨询了她时任北大数学系付教授的舅舅，舅舅说是因为练钢琴的缘故，可以左右脑一起活动，因为钢琴需要左右手同时使用。到底答案是怎样，我们说不明白。此后我经常告诉别人说，小孩练钢琴可以开发智力。

可能女儿在钢琴上有所收益，但是，大多数时候她是很排斥钢琴的。一次我无意中看见女儿日记里有这样的描述：“我的妈妈很漂亮，也很温柔，但是只要我坐在琴凳上，她立即变成了魔鬼。我的爸爸经常瞪着一双无神的三角眼，在一旁为虎作伥。”发现她日记的时候，女儿已经接近小学毕业。我们建议她停了钢琴，她说她已经很有兴趣了。此后，在钢琴的学习上，老婆一直是很宽松的，毕竟不需要她靠钢琴吃饭。

女儿因不堪妈妈经常的提问，一次，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正方形，然后是长方形，接着是菱形，让妈妈猜她下一个应该画什么图形。老婆猜了很多，均被女儿一一否定。最后女儿不屑地说：“正确答案是，爱画什么画什么。”老婆顿时灭火。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一山东同学曲雯，拉着女儿的手说：“你应该管我叫干妈。”

我女儿问：“为什么？”

“你知道我和你爸爸妈妈是什么关系吗？”曲雯又问。

“什么关系，我不会是你和我爸爸的私生女吧？”女儿警觉地问。

“你会告诉你妈吗？”曲雯玩笑地说。

“当然不会了！我觉得两个妈妈比较好。” 女儿的话让我很感动！

女儿参加了各种学习班，经常拿着我家的户口本报名，看见我总是在第一页，并且是“户主”，很不满，提出户主应该由她来作，并且说：“你别以为作爸爸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有我，你根本就作不成爸爸！”在竞争户主没有得逞的情况下，我女儿画了一个户型图贴在我家门上，在主卧的位置上标明“户主 吴双徽”，次卧的位置是“户员 朱桂”，卫生间的位置上是“户奴 吴雷”。唉，户奴就户奴吧，辛苦挣钱养家本来就是户奴的活儿！

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我女儿写了一篇《我为奥运喝彩》的小文。文中虚构了申奥成功后一个本应“唯利是图”饭馆老板请大家免费喝酒，和两车撞后相互谅解的事情，最后点题说：“奥运精神就是要让人们学会大方、宽容。中国人一直不肯宽容别人，这也是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道障碍，而今天，我们终于跨过了这道几十年都跨不过的障碍。我为奥运喝彩，为奥运精神喝彩！”

看完之后，我说：“女儿，我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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