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和夫人马葳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件事，国人关心，世人关心，常人关心，要人关心；亲戚朋友，有关人士，作家群，文艺界，及其子女，当然都应该提出疑问。他们到处写信告状，要求查个水落石出，全在情理之中。
1983年整党开始以后，此事当然要做为重要问题，或者说是大案要案查处，因此而要派工作组。工作组对于过去的一切，全不知晓，必须从零开始。这当然大有好处，虽然没有框框，同时也有难处，问题复杂，什么面目都不清楚，当然还要进行重复而又艰巨的劳动。
这么明朗的问题，他被审查又审查，整来又整去；最后，问题到底弄清了没有，他不清楚，也无人转告。但不知何因，有一个文件，关于柳青和马葳之死，给他栽了五条罪状，死因全都归罪于他了。当然人们知道，这五条罪状，全是理论性的，概括性的，推理、设想和硬扣的东西。当然是为了向整党运动，向上级部门，向大家，向子女，向一切的一切，做个交代，做个总结，划一个必要的标点符号。当然这其中自有奥妙，只是不便说明罢了。这人生，这世界，这社会，这生活，有多少奥妙都明明白白，又无法明说，只好心照不宣，或糊里糊涂，让其奥妙下去，永远奥妙地奥妙下去。
那么，柳青和马葳，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柳青，不言而喻，病了很久很久，二十年前有人预测，他很难长寿。
马葳，应该说是好人，极好的好人，在作协群众中威信很高，关系很好。她不论在运动前后，或工宣队进驻前后，都是专心照顾柳青的贤内助，而且还是专案组的成员，领导群众都信得过。
可是不幸，她在和张沼清帮厨的那天下午，突然情绪不正常，脸色变了，有点发青。张沼清当过几十年的编辑，写过小说，观察力极为敏锐。他发现了，怀疑了，并且告诉了个别人，但却莫名其妙。然而不料，他人还没有来得及注意、回味、观察和思考，也没有来得及和她交谈的时候，她已经跑到长安县的农村，钻到井里去了。她走得太仓促，太不冷静，显然没有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她死后，有人把消息透露给柳青，柳青终归是老革命，经过冶炼，非常坚定，他极为克制自己，镇静自若……
她死后，诸多的心腹和挚友，诸多的同事和学生，并未失态，也未忙活，只有一个汤洛，当过新华社记者、《延河》主编、专业作家的汤洛，亲自钻进井里，为她收尸，为她整容，为她送行……
庆祝“九大”闭幕的那天，我从陕北回到西安，在街上游行的时候，才听说马葳死了。我当然奇怪，怀疑，也想不通，一定要闹清个为什么？我到处打听，问工宣队，问专案组，问王金池，问田毓秀。后来我又被选为整党领导班子的成员了，专案组的负责人王金池，才告诉我，并要我保密，不准告人。我保证了，并履行了诺言。其实，动乱期间，相互告密和揭秘的事情很多，凡有损人格和名誉的，我只字从不吐露。但这件事，不知何因，作协内部，知者不少；又不知何因，查问时谁也不说，好象都在藏猫诱虎。
马葳同志呵，她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罪过，她是时代的产物，受到时代的局限，受到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谁也无法超越和摆脱，她没有什么不到之处。但她却思想不通，也过于匆匆，竟扔下柳青，扔下古稀之年的老母，扔下五个儿女，低头而去。
马葳呵，你应该，应该缓行一步，冷静一下，回头再看一眼，想一想大家，谁不说你是好同志、好内助、好秘书、好母亲、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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