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章  狼狈为奸有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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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提前爆料，作者于第四回书推出“胡芦案”，即有意把皇四子胤禛在第四回推到前台来。笔者也曾说，拐子、薛蟠和贾雨村三人共同完成了雍正“霸占”三个女儿的行动。“真应怜”被霸占、凌虐是既定事实，第四回书贾雨村的一连串表演不过是按了一下“确认键”罢了。第四回书有两大重点，其一就是笔者在上文所解读的“护官符”，它把“四大家族”的原型适时的推介给了我们，它把康雍乾三朝康熙皇帝诸子的四种政治态度呈献给了我们。其二是把雍正和戴铎这对恩怨主仆搬上了舞台。我们借助门子在贾雨村复职之初的优秀表现和巨大贡献，可以体会出门客戴铎在雍正谋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门子者，门客也。史学大家范文澜、蔡美彪等人均认为，雍正谋位成功，是得益于他的门客“满人戴铎为之谋划”。而以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先生为代表的清史学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阎崇年一派认为，戴铎的聪明远远不及雍正的聪明，雍正无需借助戴铎的谋划，雍正登基与戴铎献计并无关系。但是第四回书的文本告诉我们，曹雪芹似乎倾向于范文澜的观点，因为“胡芦案”如何判断，几乎完全出自门子的“筹划”和“操纵”。那么历史上雍正与戴铎是一种怎样的真实关系呢？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末，太子胤礽再一次被废，明眼人不难看出，再废之后的胤礽，政治生命是真的结束了。康熙皇帝几乎在废黜胤礽的同时，无情的打压了皇八子胤禩并且连带了老九胤禟，圈禁了皇长子胤褆，“冷藏”了皇十三子胤祥。对与胤礽交好的皇三子胤祉实行了“双规”，虽然最终免于追究胤祉的刑事责任，但已经把胤祉吓破了胆，再也不敢选边站队了。皇五子胤祺自来对谁做储君不感兴趣，皇十子胤礻我不入父皇的法眼，而老十四胤祯刚刚二十四岁，尚不足以担当大任。这时候最有资格亮肌肉的是皇四子胤禛，但他却躲在雍亲王府里面烧丹炼汞，养喇嘛，做法事。别人看到的雍亲王府一派乌烟瘴气；看到的皇四子胤禛，就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对于雍亲王胤禛的“颓废”状态，第一个焦急不安的是胤禛的门客戴铎。康熙五十二年，戴铎以“本门之人”自称，给近在咫尺的主子上书近千言，力陈谋取大位之必要，坦言未雨绸缪之紧迫，代主子审度时势，权衡利害，周密计划，赤胆忠心跃然纸上。戴铎的书信其要点如下：

第一，戴铎首先分析了眼前的形势：皇父英明，兄弟众多，谁想争储谋位都十分困难。在精明的皇上面前显露出精明强干，难免遭到疑忌，表现的过于平庸，一定会招来皇父的不满乃至厌弃。兄弟们各有所好，众口难调；兼之现在储位空虚，他们各怀盘算，必有争竞；既不能深陷其中，又不能置身度外，好人难当啊。现代人看戴铎的话，好像那就是对胤礽被废的总结。因此他建议主子，所作所为要与其他兄弟有所区别，别的兄弟不知道孝事皇上，你要时时处处显示出你的孝心来；别的兄弟相互争斗，你要善待包容他们每一个人，“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戴铎建议皇老四要做到的，也恰恰是胤礽没有做到的。

第二，对于皇上跟前的人，要破格礼待他们。这些人为你说一句好话，不一定能促成你的好事，但是他们的一句坏话，却一定能坏了你的好事。另外对于六大部和其他衙门的事，要尽量回避着，能不参与的最好不参与，能不知道的最好不知道。这一条看似轻描淡写，但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也是既胤礽当年不屑于做的，也是眼下十分流行的官场潜规则。

第三，主子跟前的人，受主子隆恩，无不思想报答，况且其中必有一二才智之士，但主子不得大宝，我们自然无从表现。我们个个期望主子提拔，因此恳求主子“加意作养”（蓄势待发），“终始栽培”（培植势力），说不定在哪一天，我们的期望就会变为现实。有的人不知道书中贾雨村“玉在椟中求善价”的出处，从而把这七个字解读的匪夷所思惨不忍睹。其实在戴铎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以戴铎之心理，他如皇四子胤禛一样渴望胤禛做皇帝，只有胤禛做了皇帝，他们这些雍王爷的奴才们才有表现的机会，才会“卖”个好价钱。第一回书两首咏月诗之间，贾雨村口占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体现的就是胤禛渴望皇位的心情，当然也包括戴铎之流希望胤禛做皇帝的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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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铎的信，显然没有让胤禛高兴起来，反而是把他吓着了。大概是在第一时间，胤禛即给了戴铎回复，其中言词不无恼恨之意：“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身为皇子，谁不想做皇帝？不想做皇帝的要么是傻子，要么是千真万确技不如人。心知肚明的事往往是不能说出口的事，但是戴铎恰恰说了出来。胤禛不得不为此多费口舌巧做掩饰。胤禛发现戴铎太“聪明”了，而且想当官想的快发疯了，他教给主子“装愚守拙”，而他自己竟然锋芒毕露，所以此人不可留居京城。此后不太长的时间，胤禛向康熙皇帝为戴铎求了一个福建的“道员”，把他远远地“充发”了完事。这个过程和结果，就是第四回书中贾雨村和门子表演的脚本。

现代清史学家和研究雍正皇帝的学者，大多认为戴铎献策是多此一举，因为戴铎的聪明远不及雍正的聪明。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推理似有过于武断之嫌：自康熙五十二年戴铎“献计”之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雍正的所作所为与戴铎所献的谋位策略完全一致。笔者认为，雍正的谋位之路之所以走的那么便捷那么顺利，与戴铎的谋划是分不开的。不管雍正承认与否，起码是戴铎不失时机的“提醒”让胤禛更加坚定了谋取皇位的决心。

戴铎在福建任上时间不长，即开始频频给雍亲王写信，大倒苦水。尤其从康熙五十五年以后，一年数次，几乎每每声泪俱下，要求回京谋事。福建巡抚陈瑸到任后，按戴铎的话说是“一切陋规尽行裁割”，或许戴铎过去依仗曾经是雍亲王门客，偷奸耍滑打打马虎眼就过去了，但是陈瑸大概对戴铎“不惯毛病”，从戴铎的数封信中可以看出，戴铎之处境已经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了，而是度日如年。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胤禛也是咬紧牙关，就是不让他回京，并且还要时不时敲打恐吓他一下。

胤禛登基以后，戴铎满以为有了出头之日，但是雍正非但没有开恩，反而把他“解往四川任布政使”，后来又“发放与年羹尧军前效力”。大概“布政使”仅是一个过渡，安排到年羹尧军前才是目的。让这两个自己已经不太信任了的“亲信”凑到一起，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失为一招妙棋。一个聪明的皇帝原本不必忌讳臣子的聪明，所谓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一个聪明到凡事可以想在皇帝的前头，起码是可以和皇帝想在一起的奴才，那他就不能不让皇帝忌讳了。雍正与戴铎，就是曹操与杨修的翻版，说明戴铎的确聪明。

但是戴铎还真的算不上聪明，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主子。他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不说，他既高看了雍正的宽厚善良，又低估了他的冷酷无情。瞎人骑瞎马，不摔跟头才是怪事！因此戴铎的下场是不值得诧异的。戴铎的悲剧与“凤姐”（八福晋）的悲剧，起码有五分相像，都是一样的聪明，一样的“眼神不济”，一样的“算术不精”；不同的是，雍正与戴铎是狼狈为奸的主仆；雍正与“凤姐”（包括胤禩）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因此雍正对戴铎下手之时，保留了几分腕力；而雍正对“凤姐”夫妻，则是赶尽杀绝不遗余力的。

这就是“远远充发”与“散骨扬灰”的本质区别。

附戴铎的书信（掐头去尾）：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阅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