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的学术发祥地是丽泽书院，这书院“地在光孝观侧，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院址系吕好问于建炎中迁居婺州时所借之官屋，因屋前临二湖，取堂名为“丽泽”。他在此教授生徒，著书立说，认为“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东莱集》卷五)，他又在《杂说》中进一步说，做学问若“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也”。

吕祖谦授徒的另一特点是不持一门之见。经常邀请当时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当时各派学术的代表人物皆乐意与之交往。与朱熹、张南轩的关系更为密切。吕祖谦多次与朱熹结伴而游，在学术上讨论更多。淳熙二年(1175)四月，吕祖谦访朱熹于福建寒泉精舍，相与编纂《近思录》，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语623条，分类辑成十四卷，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学书。淳熙三年五月，吕祖谦与朱熹同往江西鹅湖寺，欲消解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学术分歧。开始较紧张后有所缓和。这倒让朱、陆双方认识了祖谦的为人为学气质。朱熹说祖谦“……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宋史·儒林传》)。同样对祖谦之叔吕规叔，朱熹经过拜访、对话、论辩后也有很高的赞语:“人道公心如明月，我道明月不如公。明月照夜不照昼，公心昼夜一般同。”吕学以学术精进而论，是经过吕氏数代人的努力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吕氏族人的集体创作，每一阶段有其代表人物。到南宋时吕学在学术上的代表人物当是吕祖谦。后来，学术界将朱熹、吕祖谦、张栻称为“东南三贤”，后人又评价，朱、吕、张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只因张吕早卒，未将学术臻精到底，所以集大成者归于朱熹。这个分析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假设，不足为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吕祖谦当时带着病体在学者间奔波联系，协调关系，开启了论辩、会讲之风。这个工作是别人不愿做也做不来的。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朱熹是得益最多的，他的学说就是这样不断被人批评质疑中，自补漏洞自圆其说的。这一点他做得很聪明。不过，再聪明也没有跳出唯心主义。那么，就让我们把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观点与早逝的吕祖谦的思想观点来对照分析一番吧。我们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最公平的判官。

吕祖谦生活在动荡的南宋，又出身于与赵宋政权休戚相关的吕氏望族，因此非常重视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研究历史应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他说，观史“当如身在其中”(《史说》)，就是说研究历史要回到历史的现实中，他的这种强调从历史实际出发了解历史的观点，反而引起了朱熹及其门人们一时的批评，说“东莱教学者看历史，亦被史给坏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祖谦仍不为批评所动，认为研究历史是一门科学。读史书应从历史的发展次序有系统地“上下首尾”、“无失其序”地学习。这样人们的“学问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吕东莱先生文集·杂说》)这表明吕祖谦在治史问题上，已脱离了理学家们的窠臼，已接近了唯物史观。

吕祖谦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复古论，指出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认为凡前代所不完备的东西，后一代“当激励而振起”加以改革。凡后一代发展了前一代所没有的新东西，更应当“爱护而扶持”(《淳熙四年轮对札子》)。吕祖谦高度重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地位和其重要性，如果安于现状，社会亦将永远贫弱、愚昧和落后。“人得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人得自安于愚，而终于愚矣。”(《东莱博议》卷三)吕祖谦不同意朱熹所说的“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的说法，而提出“天下之事，向前则有功”的观点，“天下事若不向前，安能向其大。”(《易说·蛊》)这种积极进取的思想，今天仍值得肯定和学习。

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呢?朱熹认为决定于帝王“心术”的“正”与“不正”，吕祖谦却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观点，从理论上驳斥了君主“独运万机之说”。他认为社会伦理制度并非哪一位圣王建立，而是“借众人之力而共建”，又认为国家的大事只有主政者和豪杰共集事功才行。凡要作出重大决策，总要事先互相质疑不轻易决定，决不是由勾践、刘邦这些帝王的“心术”可决定的，连处理郡县小事，尚且要再三斟酌才付之实行，涉及天下大计就更应该尽其所疑，论其所难，做到“再三商榷，胸中了然无疑，然后敢以身任之”(《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他的这一观点，实际是对帝王“心术”论的否定和匡正。吕祖谦还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自任一已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主张“用众人聪明以临天下，此乃大君之所宜”(《易说·临》)他认为尧舜之所以能成为伟大君主，就在于他们处理问题不是“师心自用”，而是注意吸取“众人聪明”。他说:“是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是上下远近俱无雍蔽不通下情者。此舜接位第一件事。”(《书说·尧典》)吕祖谦还敏锐地觉察到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密切关系:“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否。”(《杂说》)

吕祖谦在某些议论中也闪现出对老百姓产生作用的正确认识，“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书说·召诰》)同时他还进一步认为国家兴亡，在于民心，如若“民心已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左氏传说》卷二十)说明了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一种封建时代的思想学说，能有如此见地，足证其思想光芒。

当然，无论吕学、朱学，其时代局限是明显的。我们今天仍以当时的是否名重来评判其作用，未免失之偏颇。当时学说思想之扬名，全看封建统治者接纳利用的程度。朱熹生前被打成伪学逆党之首，倍遭磨难，死后又被尊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饱赏哀荣，这种天壤之别的待遇并非只是个人的悲哀。以“存天理，灭人欲”概括的朱子学说居然可以纳入封建统治者认可的“三纲五常”之中，成为明清时期的正统思想，这是否可认为其学说内涵有本真上的缺陷呢?而吕学正是“家学相承，后先相望”，与时俱进，才发出思想光芒的。

(本文作者:嵊州市贵门乡雅安村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干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30多年，边疆工作43年退休回沪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