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真实与“救赎”——论刘川的诗
(2008-08-25 00:29:00)
语言的真实与“救赎”——论刘川的诗
文/张立群
转自作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e8d2f0100abn1.html
刘川无疑是一位早慧的诗人，这不但体现在他很早就有诗名，关键还在于他能很快在确立某种诗歌观念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诗意境界的提升，而这一点，在年轻一代诗人当中是不多见的。当然，这里所言的诗意境界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包含一个有潜质诗人自身的特例独行，同样也包含一个诗人在技艺、语言等方面上的独特使用——或许，一个诗人在上述方面占有的成分越多以及程度越高，他自身提升的潜力以及对诗歌本身的推动就越大，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评价这样一位诗人的困难——即使，作为辽宁同乡，我很早就和刘川相识，但面对评价刘川仍然让我常常感到一种困难，究竟是优秀的诗人不需要评价，还是真正的好诗生来就不需要解读？也许，“语言的真实与‘拯救’”与其说是一个题目，倒不如说是一次勉为其难的“概括”。
一
也许，从语言的角度介入刘川的诗歌世界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而对刘川诗歌语言的研讨却不必追求那些门类繁多的修辞，只要一种称之为“基本的比喻”的命名就够了，因为，“基本的比喻”就足以使诗歌获得一种节奏与速度的平衡。
面对着自己的创作，刘川曾言：“我注意到，在堆事物的命名中，语言会产生新的分裂与增殖，事物在嵌入新语境中会改变词性与能指。这里存在着激发诗意的可能。我称之为‘命名’诗学，它使被用旧了的语言洗净了能指，获得了再生。”[1]显然，刘川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体验到语言本身的再生空间与途径——尽管，对于刘川这一代诗人而言，寻找“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事物”之间的联络，早已在近乎汗牛充栋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写作程序”，同样地，仅仅为了找寻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及物性”业已在习惯阅读和理论渲染中成为了一种陈年旧历，而与此可以对应则是：谁能够更好地从语言中发现平易近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但又从不匮乏新鲜感的创作，谁就能真正走向当下诗歌的栖居地。
在这种前提之下，阅读刘川的诗歌，总会从简单的意象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新意。在《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中，刘川的——
把自行车
拴在一座立交桥上
防止丢失
而不是说成把立交桥
拴在自行车上
（尽管锁链条只有一根）
这关系取决于
轻微与沉重
幼小与巨大
我也被拴在历史上
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
如果我的经历足够曲折
变化无穷，起伏跌宕
比历史更沉重、繁复
历史就拴在了我的身上
像一辆旧自行车
而我，是一座立交桥
正是以一种“轻与重”、“大与小”、“个人与历史”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叙述。但刘川式的“基本的比喻”却决不在于历史是“自行车”，我是一座“立交桥”，而在于既然设定“大小”之后，“我”与“历史”之间的“换位性”：在这种通过对比“人与历史”的叙述中，历史之轻（自行车）与个体之重（立交桥），无疑是通过一种独立意识和曲折的经历而换来的，“自行车”因主动拴在“立交桥”上，而使“我”获得了一种主体的位置；但没有历经沧桑，没有起伏跌宕的生活，甚至一种主动置身于“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的心态意识，“我”怎能在“渺小”对抗“历史”（同时也是时间）的过程中成为自己呢？因此，尽管刘川的比喻的本体和喻体都是那样的简单甚至堪称陈旧，但其结果却是那样的引人深思，这当然不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而仅仅是颠倒了顺序，便使“基本的比喻”变得深刻。
“基本的比喻”无疑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只不过，这种同样可以指涉具体事物以及抽象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法，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却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90年代以来诗歌介入生活虽然使诗歌从往日的悬浮状态中降落到现实的土地上，但降落现实土地之后的诗歌究竟何为呢？也许，从网络媒体以及网络写手的频繁临世便可以看到，那些良莠不齐的文本不但使写作本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样，也使读者在频繁阅读中形成了一种感观上的认同。于是，所谓的为了达到日常经验而又离不开日常经验的写作，虽在写作初衷上一直指向着可能实现的意义与秩序的呼唤，但从这次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转日常语言的过程上看，却是以产生大量或者“非诗性叙述”，或者堆砌华丽词藻的作品为结果的。这样，妄图在实现现实世界意义中重构生命的意图，到最后往往又重新回归到“语言与世界”相互分离的状态，因而，寻找一条诗艺与叙述相互叠加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
或许只有这样检视诗歌的历史，才能看到“基本的比喻”的存在价值——“基本的比喻”单纯而深刻，而且，在语词越是洗练、单纯的时候就越是深刻。正如刘川所言的“诗是把世界没有的那些东西创造出来，所以诗言‘无’”[2]，既然诗要创造世界，那么，首先抵达真正的物的空间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诗为了言说“无”必然要进行关于事物的叙述，而后则是通过形象的手法将“无”表现出来。在《还剩一匹马》中，那些关于“失去”的文字——
只剩下一匹马了，我还在喝酒
大家骑着各自的坐骑走远了。
最后的空场上
当天空绽放雪花。
我看到
剩下的马
接受着洁白的洗礼：
先没有了四蹄
接着又丢了膝盖
接下来又失去了大腿
它咴咴叫着，雪大啊
它又没了肚皮
接下去
剩下的是马背
剩下的还在减少
马鬃和马颈也消失了
最后马头也没剩下。
我的酒喝光时
雪也停了，我打个口哨
空地上，有一座洁白的雪堆
向我走来
那渐次消失的“马”，当然是时间位移的结果。只不过，借助雪的颜色和对应我的视角以及“饮酒”的过程，“马”的消逝正是洁白“雪堆”形成的过程。因此，从“无”到“有”其实也是“无中生有”的过程，这种反向衬托，以“彼”隐喻“此”的方式，当然更加形象的说明了“有”的生成，即使从结果上看，“有”与“流逝”、“无”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二
如果将“技术”一词进行本质化的理解，那么，刘川诗歌透露出的“文本效果”无疑和其言论存在着一种表层意义的矛盾，然而，在这种表层的矛盾中，却隐含着一种诗歌理想的追求。即使从最简单的比喻谈起，刘川的“把比喻当成灵魂、情感、经验用以从身体出行的一个路口。你会说，比喻是诗人最为平常的手艺，但对于上乘诗歌而言所有的手艺都是多余的，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努力简化自己繁复的表达而寻找更加自由的状态，我追求一种‘元诗歌’的效果”[3]，似乎也在表达某种“意向性”的精神感觉世界中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刘川无疑是那种专注生活和口语的诗人，这使得他总能够在日常俗景中发现诗意。不但如此，从事实上看，生活不但给予他批判现实的勇气与技法，也给予了他超越现实的能力，阅读刘川的作品，总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机智与幽默，并在语言运用后呈现出一种大俗中的大雅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以《闪电》为例——
借助避雷针
我把
一束闪电
放进身体
让那激烈、呐喊、愤怒的生命
服从：一个人的
形状
一个有限的容器。
我被天空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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