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百年山大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901年山东大学建校之初，即设有中文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振声、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洪深、沈从文、臧克家等一批大师、学者和著名作家云集山东大学文学院，为山东大学的校史增添了异彩；建国之初，著名学者王统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进一步奠定了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的传统。在过去，山东大学文学院一直和北京大学文学院抗衡。
    2011年，是我的母校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为此，山东大学历时近一年，专门编辑了典雅、厚重的多达1500多页的《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校庆110年周年纪念文集》三卷，于2011年10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我的原载于《飞天》2004年第2期和《读者》原创版2006年第8期后被《散文选刊》2005年第6期、《读者》大字版2009年第7期和《读者原创版五年典藏系列》等选载的15000字的融大文化散文、哲学散文、思想散文、艺术散文、诗性散文于一体的写意散文《他们把智慧献给了全世界》及简介和寄语，入选其中。《他们把智慧献给了全世界》共七题，其中包括了《爱默生递给自己一只大烟斗》《柏格森的灵魂所忍受的》《那声音紧紧地抓着休斯的颈背》《文字里的瓦格纳味》《落在地里的陀氏》《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小鬼们》《抽象美学的汤》等篇章。

附原作：

                         他们把智慧献给了全世界（七题）

                                                                        谭延桐

                                爱默生递给自己一只大烟斗

    爱默生与波士顿第二教堂割断联系，不再继续担任牧师之后，也便很快地在生命哲学的教堂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座位，成了“快乐之学的教授”。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巨大的精神资产来发展我们的庞大的产业——一种获取和交换美、快乐、自由、友谊与和平的产业”。然而，他的产业却很快地就遇到了麻烦：他的新婚不久的妻子去世了。这时候的他，8岁便失去了父亲的他，无依无靠，悲恸欲绝，感觉就像是“教堂的司事每天都在他的胸腔里唱着挽歌”。整整两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到爱人的墓地里去枯坐，祈祷，真心地希望自己也能够随风而去，去她的身边，为她分担一份孤独。最终，他当然是没有去成。因为上帝考验他的作业，他还没有彻底地完成。为了完成这份作业，从而减少许多的痛苦，他不得不踏上了去欧洲的旅途——其实，是踏上了去寻找答案的旅途。一种产业说破就破了，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途中，他拜见了隐居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卡莱尔只是默默地递给了他一只干净的大烟斗，自己也拿了同样的一只，两个人在不含任何杂质的静默中，从傍晚一直吸到了深夜。然后，就相互握了握手，分手了。卡莱尔的大烟斗并没有给爱默生冷彻的心灵以必要的温暖。在爱默生看来，卡莱尔简直就是不属于现在，不属于人间。他从不离开天上半步，从不放弃对伟人的瞩目，从不把目光投放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他的双脚始终跨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门槛上，一心一意地专注于旧世界的凋零，而对新世界里的活生生的美却视而不见……这也简直是太可怕了。爱默生失望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爱默生这才终于发现，别人的“大烟斗”，世界上任何人的“大烟斗”，无论它是怎样地精制，怎样地独特，其实也都是靠不住的。醒悟之后，爱默生也便从欧洲回到了美国，他自己的家中，开始创造自己的“大烟斗”。他企图用自己的“大烟斗”，来温暖自己，同时也敲打眼前的这个越来越僵硬的世界，借着“大烟斗”的微光去看清“人类的最高法则——人类的同一性——的朴实和活力”。即使是两位兄弟的病逝，爱子的夭亡，住宅的被焚，也没能影响到他的创造。似乎上帝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一件事：创造。他先是建立了村庄学园，作为自己的创造基地；之后又到他的母校哈佛大学等地宣讲他的关于人与鼠、天使与上帝的独立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甚至被轰下了讲台，他依然宣讲着，在心灵的讲台上，更加深入地宣讲着。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感觉像是一下子失去了内心的和平。他知道，只要宣讲一次，他的“大烟斗”就会加快成形。他说，上帝的王国，不是珍馐和美酒，而是公正与和平。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必须使人类变得更加善良和明智。它的体系应该像人的要求一样富有弹性。还说，我们永远都站在一切伟大事物的边缘。要相信我们自己，坚持我们分享生命之快乐的权力，维护我们与神明的关系，服从我们自身内部的力量——不是奴役的力量，而是自由、助人的力量，要敢于成为我们自身命运的统治者，并使所有的人都有勇气这样去做……他的声音，被称之为“美国人的福音书”，标志了美国道德独立宣言的诞生。
    他的“大烟斗”终于算是做好了。他终于用这只精神的大烟斗，照见了别人心中的秘密，也驱逐了自己灵魂里的料峭。他大口大口地近乎贪婪地吮吸着，咀嚼着人间的百味。然后，把各种各样的滋味，一点一点地调制成诗歌、散文和哲学论稿。一位“和平的先驱者”、“美国信仰的先知”，就此诞生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与整个世界进行自由贸易，没有海关，没有关税。我将邀请每个国家、种族，白人、黑人、红种人和黄种人，盛情款待他们，为所有的人提供富饶的土地和平等的正义。”爱默生的胸怀越来越宽广了。他是恨不能把自己也作为正义的一部分的——事实上，他已经是正义的一部分了——他恨自己没有“两个自己”。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的话，那他肯定也是会为正义去增添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或着重号的，肯定是会这样的。
    他的好友霍桑曾经这样说过，和爱默生这样一位平静、友好、直率、宽容、没有任何伪饰的哲人交往，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快乐和智慧，并使我——其实不仅仅是我——呼吸到了来自他那个世界里的最清新的空气。对爱默生满怀感激的，又何止是霍桑一个人呢？他的另一位好友康维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手中的那颗果实究竟怎么来的——那天，年轻的康维陪同年迈的爱默生去花园里散步，走着走着，老爱默生便停了下来，他发现了一样东西，是李子。老爱默生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李子放在了康维的手中，说，拿着吧，不要嫌弃它。如果处在最佳状态下，它就是天堂的果实……老爱默生所说的，是一点儿都没有错的。最初，每一个人，不也都是一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李子吗？它只所以坠地，那是因为它已经成熟了。不珍惜成熟的果实，又能珍惜什么样的果实呢？

                                    柏格森的灵魂所忍受的

亨利•柏格森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读书时，曾做过班级的图书管理员。由于他爱书如命，也便常常地在书架前流连忘返，翻来翻去，以致常常地忘记了这类书和那类书的原来的位置，因而难免鸠巢鹊占。有一次，他所留下的“现场”被他的任课老师发现了，任课老师便忍不住用一种十分严厉的方式提醒他：柏格森，你那颗图书管理员的灵魂何以能忍受如此谬误？墙倒众人推，同学们也便一起起哄：柏格森没有灵魂！……
柏格森显然是不可能没有灵魂的。不仅不可能没有灵魂，事实上，他还比常人多了至少一倍的灵魂。一颗灵魂负责管理着不疏不漏的审辨力，一颗灵魂负责管理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也便使他在自然科学、自然历史、数学、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投放了自己的非同寻常的兴趣和热情，就像是下了极大的赌注一样。柏格森的灵魂使柏格森迅速地由一个唯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心灵和物质相比，显然是心灵更重要的了——这位惊世骇俗的唯心主义者，一眨眼便抛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原子的任意拥抱能够产生莎士比亚的伟大灵魂吗？字母的科学排列能够产生了不起的《圣经》吗？用生物学意义上的亨利•柏格森能够解释其幽默的活力的哲学意义上的亨利•柏格森吗？……”这些质问，很快就使他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审视力，从而开始用他心灵的眼睛去重新审视一切了。
这时候，直觉跑来帮了他的大忙。他不无感慨地说，“直觉，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运用，便是精神的一个合法而辉煌的领域了；实际上，直觉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手段……我将不再从我所处的外部来了解运动，而是从运动所在的地方，从内部，事实上就是从运动本身之中来了解运动”。在他看来，理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堆铁块，而只有直觉才称得是稀有金属。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并存，都是实在的；而记忆则是精神与物质的交叉点，直觉便是这种交叉的形式；直觉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外在成分是物质，内在成分是精神，二者一旦结合起来了，也便成为一种推不倒的真实。这种观点不但对后来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成为许多现代派作家，譬如普鲁斯特小说的精魂所在。他还说，“哲学的职责一定是摆脱那种完全是理智的东西的形式和习惯，一定是充满热忱地去考察和研究活的东西，而不顾及实际的使用，它的特殊对象就是慎思明辨”。为了进一步贬低理性，抬高直觉，他接着又说，“在由上帝的恩典所产生的的任何作品面前，大脑只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不能理解的外乡人。艺术、自然以及一切伟大的杰作绝非大脑所理解，只能由灵魂、自我——直觉的自我去领悟”。为了他生命里这颗冉冉升起的哲学的太阳不被乌云遮住，自此，柏格森也便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人类心灵的研究上了。顺理成章地，他也便成了生命哲学思潮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通过他的《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笑与形而上学》《创造进化论》《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等等著作，他频频向茫茫宇宙发出了旋风般的质问。这时候，31岁的柏格森已经成为法兰西大学的哲学教授了。这位教授，显然是一位不合时宜的教授。当别人在大谈肉体的时候，他却在大谈心灵；当别人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物质的时候，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精神……就是这样一位不合时宜的教授——一个纯金的哲学齿轮，带动起了生命哲学的快速转动的。至此，柏格森也便越来越坚信生命的力量了。他坚持认为，并特别强调，“生命冲动作为一种纯粹的活动性，倾向是不可能有任何相对的静止和稳定、不可能有任何间断性的。它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流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们的极大欢迎，让他的几乎是每一位学生都从内心里感到了“一种神秘的战栗”；让整个世界都感到了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尽管他不是狰狞的，而是优雅的；不是刻意的，而是随意的。而就在这种优雅和随意中，这位瘦小的哲学家竭力用大脑去理解着现在，用心灵去预示着未来。
这位一向憎恶陈旧的思维、更憎恶陈旧的言语的哲学家，用他一生的精力，同“陈旧”这样一个天敌作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他胜利了，他用时间的原材料雕塑出了一个崭新的属于整个人类的“柏格森”。有的人称他为柏格森博士，有的人称他为柏格森院士，有的人称他为哲学家柏格森，有的人称他为作家柏格森……都离不开三个字——柏格森!
“你们现在一定很疲倦了，失去了希望了，但不要害怕。我也曾经像你们一样疲倦和失望过，但就在某一时刻，我获得了生命的含义……”柏格森继续在对着全人类讲解着，用他的生命哲学，用他的文学创作。1927年，他捧回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理由是，“其生气勃勃的思想性及表达的卓越性”。

                               那声音紧紧地抓着休斯的颈背

　　西尔维娅•普拉斯31岁那年接到了来自天堂的邀请，在煤气的护送下独自去了。把爱和恨、两岁的女儿和6个月的儿子以及巨大的阴影作为遗产，统统留给了她曾经深爱着的丈夫特德•休斯。从此，普拉斯便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女权主义者的偶像，而休斯则成了被人千诅万咒的对象，极不光彩的形象。对于这样一件事，休斯本人自是苦在心里，悔恨自己无能从厄运的手中夺下他的一直被死神觊觎的生命的那一部分——自从《圣巴托尔夫评论》编辑部举行的酒会上，他俩的心灵初次会晤之后，她便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那年，普拉斯23岁，休斯25岁——这至为重要的一部分，被死神夺走之后，休斯的生命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疼痛，只有休斯一个人的字典里才能查找得到的，一种怪兽一样的疼痛。是的，是疼，痛。
　　可是，别人绕过了他的疼痛，并不理会他的疼痛。因为在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中活着的人们看来，普拉斯的死无疑是与他有关的。不与他有关与谁有关呢？人们找来找去费尽心机总也找不到靶心的时候，自然就把他作为唯一的靶心了，谁让他是休斯来着。就似乎，休斯生来就该担负某种罪名似的。或者说，休斯生来就是某种罪名的代名词，人们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认清现在终于认清了似的。因此，西尔维娅•普拉斯•休斯，在普拉斯墓碑上的这几个字符，其中的“休斯”两个字，被一种不请自至的愤怒剔得一干二净，修补好之后，又被前仆后继的怒火舔了个精光……前前后后，竟达6次之多。每一次，都无不在休斯的心上留下了惨烈得难以形容的伤口，似乎被剔除的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生命。他应邀去参加诗歌朗诵，被狂喊的女权主义者堵了个水泄不通。你一句“杀人犯”，我一句“杀人犯”，差点儿把他撕成了两半。他去澳大利亚，别人的谴责也一路相随热热闹闹跟到了澳大利亚，又是示威，又是声讨，甚至把他的手稿也烧了个只字不留……解释显然是没有用的。在一万张嘴制造的滚滚声浪面前，一张嘴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太不足道了。再说，习惯和流行的联盟势力也从来容不得任何分辨容不得任何解释的。于是，休斯沉默了，用他35年的铁罐一样的沉默抗拒着世俗成见对他的凌辱。
    抗拒着……他把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写作背景全部搬到了乡间。在乡间，他寻找着自己生活的土壤，播种着自己的梦想，和风声雨声相依为命，和诗歌促膝而谈……累了，便去河畔垂钓——他的一位朋友在谈到他垂钓的神奇时曾这样描述：“他总能像中世纪传说中的预言家和魔术师默林一样……”也许，这正是他和孤独长相厮守，感动了孤独，由孤独奉送给他的抚慰心灵的妙术绝招吧。他不奢望好名声能够咬住他的钓饵，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更厌恶莫名其妙的噪音顺着他的钓绳偷偷地爬上来乘其不备咬伤他的生命中弥足珍贵的平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休斯，真实的休斯。
    我知道我的沉默似乎认可每一种谴责和胡思乱想。总的来说，我喜欢如此。让自己被拽到斗牛场，被撩拨，被刺捧刺，被逼吐出我与西尔维娅生活在一起的每一个细节，以供千百万个文学教授和研究生做更高级的消遣品，不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怀有低级趣味的好奇心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不管他们如何道貌岸然，假装专注于宗教信仰般的文学批评和对伦理的虔诚，他们的好奇心是属于土里土气性质的，大众喜爱的流血运动性质的。
　　真实的休斯在给安妮•史蒂文森的一封信中这样倾诉。他对捕风捉影、追腥逐臭的厌恶，由此可见。他是宁可痛在自己的利刃之中，也不愿倒在别人的枪口之下啊。
　　又有谁会知道，他的心在滴着怎样的血呢？又有谁会知道，他在以一颗怎样的心灵理解着普拉斯被她的家庭和社会完全扭曲了的内心呢？……有谁知道，除了大道不言的时间？
　　就是这样，休斯在黑暗中默默前行着……
　　于是，有了他寄往天堂的由88首诗作组成的《生日信札》。
　　“我不时地写一两首这样的诗作，断断续续，长达20多年，没有想到发表。我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最简单、心理上天真而赤裸的语言。我与她在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可以说是直接的，无拘无束的，无自我意识的。在一定程度上，我的确找到了那种最亲近的波长。一首首诗作因而成了我生命的载体，我把它们保存下来了。这儿那儿明显的“诗意”也许较浓，在表达上较为省略，但凡诗的另外的品格——声音的亲切性不达到最高程度的篇章，我便不收进诗集。少数几首几乎并不直露的诗篇我并未去掉，多数诗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高度的自卫性。我整个的着眼点是去除胸中的某些积郁——用亲密的方式对她直接倾诉。这是一种需要。这比我在25年之前一下子卸下背上的重负要好得多……我试图所做的一切就是脱光衣服，成为赤子，跋涉于其中。”
　　休斯在告别世界的前夕写给安德列和罗伯特两位翻译家的信中，终于敞开了他沉重的心扉。

　　               那声音紧紧地抓着我的颈背，
　　               把我的头揿向
　　               我们发现了的那个事物……

　　在那世俗的巨大声浪渐远渐弱之际，休斯终于抬起了他非同寻常的头颅。人们终于看清了，那是怎样的一颗头颅。
　　在休斯的追悼大会上，谢默斯•希尼满怀深情地这样说到——
　　他的去世使他的作品完全清澈，如同他曾经描写过的水，要保持鲜活的那种水……他最后的礼物是让经验漂在纯净的河上流传，这是向福音传道者揭示的生命之水的纯净之河。如同《圣经》上所说，是在“它的街中”，他被抬离我们，走过笔直的通道，进入他在诗篇《周年纪念》里所描写的“星光闪耀的露水”和披上他母亲灵魂上的“火焰之衣”。

                                   文字里的瓦格纳味

    你在杂志上读了我的一组散文，并来信说，这组散文有一种瓦格纳味……我很惊讶。瓦格纳味是个什么味，我说不清楚，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写这组散文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听着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完成的，而且是反复地听。我像尼采和李斯特一样喜欢瓦格纳，由来已久。常常地，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上瓦格纳的音乐，好让我的思绪浸泡在一条动感的河流中，好让那些动感的水流和奇幻的浪花陪伴着我，敲打着我，刺激着我，推动着我……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从来没有在我之前的作品里流露过，我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可是，你却……真的是惊讶于你的非同寻常的艺术嗅觉和艺术感知了。嗅一嗅，就能知道文字里都有些什么，这也实在是太奇妙了。因此，我就说，你完全可以去做评论家。我说的，自然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家。
    我喜欢瓦格纳的歌剧和乐剧，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因为读了美国作家亨利•托马斯和黛娜•莉•托马斯夫妇写的《尼采传》，知道尼采曾经狂热地迷恋过瓦格纳，又因为那时候我像尼采狂热地迷恋瓦格纳一样迷恋尼采，爱屋及乌，也便开始喜欢瓦格纳了。先是买了瓦格纳的磁带，后来又买了瓦格纳的光盘，听来听去，不知道听了有多少遍了。有的音乐可以听一生，瓦格纳的音乐便是这其中之一。
    此刻，我又在DVD播放机里放上了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并把负责音量的“主控制”旋钮往“最大”方向拧了一下，并按下了“重复”按钮——我又看到了暴风雨，大海洋，幽灵船，荷兰人，魔鬼的咒语以及水淋淋的光辉……
    《漂泊的荷兰人》取材于德国诗人海涅的散文《史纳伯勒沃普斯基先生轶事》。瓦格纳早在里加担任乐队指挥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篇散文所描绘出的奇特意境。但当时的他，认为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用音乐的形式把这种奇特意境充分地表现出来。后来，瓦格纳为了跻身欧洲的艺术中心巴黎，从里加偷越俄国国境，取道挪威和英国，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海上苦旅……这便又唤起了他对海涅的那篇散文的回忆。到达巴黎之后，他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了《漂泊的荷兰人》的创作……终于在1841年９月竣稿。原稿上赫然写着“在黑夜和贫困中，从简陋到不朽”等等带血的感言。
    《漂泊的荷兰人》讲述了一个幽灵船的传奇。据说，这条幽灵船的船长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荷兰人，曾发誓哪怕天翻地覆也要越过危险四伏的海角，即使是在大海洋上颠簸到世界末日也在所不辞，绝不回头。一向善于捉弄人的魔鬼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后，便罚他终生在海上漂泊，只允许他七年靠岸一次，直到他觅到像他一样痴心不改的爱人为止，方可彻底解脱。有一次，幽灵船在挪威停靠时，漂泊的荷兰人果然赢得了挪威一位船长的女儿的芳心。但漂泊的荷兰人唯恐晦气的自己连累了那位名叫荪塔的女子，思虑再三，还是决计继续出海。就在幽灵船渐渐漂离海岸的时候，忠贞不二的荪塔却纵身跳进了大海洋……幽灵船慢慢地沉入了海底……而从水中冉冉升起的，正是漂泊的荷兰人同荪塔紧紧拥抱的大形象。至此，魔鬼的诅咒彻底地被瓦解了。
    这个北欧传奇的影子，可能是折射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了吧，因而让你一下子给抓住了。你抓住的，其实都是我心底的一些东西。
    我迷恋传奇，这你是早就知道的。在我看来，时间里藏着的那些了不起的东西，简直是诱惑人类活下去的唯一的魔药。为了争夺这样一些魔药，因而有了战争——看得见的战争和看不见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或两个人的战争或一群人的战争……常常地，我写作，其实就是在试图品尝这样的魔药。活也好，死也好，乐也好，苦也好，只管品尝。品尝本身，不也是一种传奇——生命的传奇吗？
    瓦格纳生下来才五个月，父亲便患病死去了。幸好，继父培养了他的对戏剧的兴趣。八岁的时候，他便能在钢琴上弹奏威柏的歌剧《自由射手》的片断；十五岁的时候，当他在莱比锡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交响乐时，便决计毕生献身于伟大的音乐事业。也可能是由于他的性格的原因吧，他处处遭到众人的非议和排挤；也正是由于他的性格的原因，他才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歌剧人，并对当时的歌剧进行了重大改革，最终成了“未来音乐”的首创人，卓越的音乐家。尽管他刚去巴黎的三年中，过着挨冻受饿、潦倒不堪的生活，不得不靠为报刊撰稿和改编流行剧糊口……但他最终还是像那位漂泊的荷兰人那样，用自己的生命意志，感动了上帝……我从瓦格纳的这种性格中，看到了钢铁和岩石、高山和海洋，刀锋和火焰，找到了我的性格的最满意的座椅……
    这种性格投影在我的作品中，显然就是“拒绝合唱”、“不合时宜”、“特立独行”。
    除了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之外，他的《黎恩济》《汤豪塞》《罗恩格林》《森林的细语》《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女武神的飞驰》《纽伦堡的名歌手》《西格弗里的葬礼进行曲》《帕西法尔》等等，也都一一告诉了我，他对庞大与细小、形象与抽象、现实与浪漫、现在与未来的一些深刻理解。而这些，也都一一化成了我的作品的血液。就像你所说的，我完成了一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大融合。
    匈牙利杰出的作曲家李斯特对他的这位先是朋友后是女婿的音乐天才喜爱有加，他说，我一向钟爱那种充满异常旋律与结构的音乐形式，我把这种音乐形式称之为“未来音乐”。“未来音乐”的首创者，当然是非瓦格纳莫属。也的确是这样，不容分辩。如果再看看瓦格纳对约翰•史特劳斯、柏辽兹、尼采等等著名作曲家及哲学家的重要影响，也就知道这种“不容分辩”的具体涵义和真实分量了。还有，现代歌剧之所以能废弃毫无意义的声乐装饰，力求最最真实的表现，以及管弦乐伴奏的丰富化，等等，也无不是受了瓦格纳的影响。有人说过，除耶稣之外，瓦格纳是历史上拥有传记最多的一位男性。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瓦格纳所提倡的“未来音乐运动”，是和大地、天空、日月、空气一样不朽的。真正的艺术，就应该是“面向未来”的。
    瓦格纳把我从一个只有窗户却没有门的房间里拉了出来，把囚禁在我的生命中的那些精灵也一并拉了出来，把我对另一个空间的凝望也一并拉了出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中慢慢地复苏、还原，悄然地萌芽、生长的。我知道，我的还原和生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成了一个象征。
    瓦格纳是一个漂泊的瓦格纳——光他的流亡生涯就长达十二年之久，我也是一个漂泊的我，心灵一直在漂泊……漂泊，最终使我们成了精神上的密友，艺术上的同道。瓦格纳生活在瓦格纳的时代，我生活在我的时代，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心灵的相遇，不影响我们的频频的会晤……我们经常地在一起，难免我的头发里、衣褶里、呼吸里、言词里有一种瓦格纳味了。
    此刻，瓦格纳的音乐仍在继续……我知道，它在我的生命中，大概是不会停止的了。生命这台音响上的“停止”按扭，早已被我断然取消了。

                                    落在地里的陀氏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心中有信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这句话，因此郑重地把它放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卷首。后来，这句话也便刻在了他的墓碑的底座上。尝过死刑、流放、苦役和兵役等等滋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以喜爱这样一句话，无从深究。但它所折射出来的隐隐约约的影像，还是可以看到的。
    此刻，我所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位不愿在现实中苟且偷安，保全自己，只想扎根在意愿的土壤里，在毁灭中再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齐书·元景安传》中的那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便是他的最好的画像。他既爱自己的生命，又恨自己的生命。爱，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天空里镶嵌着许许多多的星辰；恨，是因为他的生命的天空里装着的那许许多多的星辰总是被乌云所劫持。他为美好人性的不能顺利诞生而焦虑，而痛苦，而倍受煎熬。如果不是他的好友为他多方面周旋的话，他连写作的自由都不可能会没有，更不用说是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在他43岁的时候，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爱人和哥哥相继病逝了，留下了像他的悲愤一样多的债务。加之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他几乎濒临绝望的边缘。为了摆脱炼狱般的困境，他只有全力以赴地写作，拿自己的生命来炼丹。就这样，一颗又一颗的灵丹——《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相继诞生了。诞生的，也只是他给世界的祝福，而不是他的快乐。他的快乐早就被命运莫名其妙地全部扣留了，判了无期徒刑了……是安娜·斯涅特金娜最终解救了他，把本该属于他的快乐从虎口里夺了回来，亲手递到了他的手中的。
    接过快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便更深地理解了时间、造化和人，更深地把自己“落在地里”了，在文学这样一种宗教的地里，把根扎得更深，把籽粒结得更多、更饱满。对人性中的病态心理、扭曲心理、分裂心理和犯罪心理的审视与分析，迄今为止，可谓无人能比。就连毫不留情地批判过他的哲学观点的高尔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最伟大的天才。并进一步说，就表现力而言，世界上大概也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便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派作家的鼻祖。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落在地里”，把自己的生命撕裂给别人看的话，大概，他就永远都只是一个破落贵族的后裔，苦难的魔爪下一只无助、无奈、无望的羔羊。我们今天看到的，肯定就是一个再也寻常不过的冤鬼。
    《死屋手记》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身经历铸就的一部长篇。从这部小说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苦役犯时的恐怖处境和精神状态。为了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得不忍耐、温顺、一再地压抑着自己，不得不把屈辱、愤懑和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就像麦子为了结出更多的籽粒，不得不落在地里，把自己深埋在最黑暗最潮湿的泥土里一样。他用自己的鲜血一遍又一遍地浇灌着自己，用自己的热望一遍又一遍地沐浴着自己……我们都看到了，看到了他的挣扎，看到了他的充血的眼睛……
    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对昏聩的社会充满了无比的仇恨，进行无休无止的拷问才是。可是，他不，他拷问的是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拷问中，他的“净化灵魂，顺从命运”的哲学诞生了。残酷的自审，血淋淋的拷问，使他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世界——并不是人人都能走向自己的世界的——这个世界里，有他的信，他的望，他的爱。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嗅着信望爱的芬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种子不见了，并不真的就是死去了。他依然在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发着胚芽，舒展着枝叶……是的，他死了，他的魂魄却落在地里了。大地承接的，又何止他的魂魄？

         　                     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小鬼们

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曾把她的诗歌比作“小鬼”，并祝福他的小鬼们，杀进正在做着美梦燃着神香的圣殿。圣殿，当然并非谁都可以杀进的了，然而，她的小鬼们却带着她的祝福一往无前地杀了进去。20岁左右的她，就已经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魔灯》《摘自两本书》，声名远播了。
之前，这位生于莫斯科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她，６岁便开始写诗的她，对她的每一个可爱的小鬼们，都是充满了非同寻常的怜惜和自信的。因此，她在她的一首诗里曾经这样写到——

                我的诗歌像是昂贵的酒
                被搁放在商店里积聚着灰尘
                （过去和现在都没人买！）
                但它们的时辰一定会到来——

这首诗曾经惹得许多的人很不高兴。许多的人都以为，茨维塔耶娃太不自量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她才不管。她的所有精力都用在喂养她的小鬼上面了，哪有工夫去听他们的那些闲言碎语。他们除了市侩，除了势利，什么都不懂。就让他们的那些闲言碎语去自生自灭吧。这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结果，它们真的就自生自灭了。有些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黑黑的旋风一样。就看你给予它们怎样的态度了。茨维塔耶娃一惯的态度就是，自信。她没法儿不自信。她的咄咄逼人的才情使她真的是没法儿不自信。她曾经这样幻想过：有一天，她和她最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一起去登山。普希金对她说，把你的手递给我吧，我可以拉着你上去。她说，不，谁的手我也不要，我要自己的手，我要自己上去。直到下山时，她才答应普希金牵着她的手，一起奔跑，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这就是茨维塔耶娃：才气加傲气。才傲并茂的茨维塔耶娃，在一首诗里曾这样表白过自己——

                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品
                作为匠师，我精通本行

她一向就蔑视那些匠气十足的诗歌，哪怕是了不起的“维纳斯”。在她看来，像未来派诗人的那些所谓的“创造”——热衷于新词的创造——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她的诗歌除了意味和意义的抓摄之外，除了结构和跨句的讲究之外，是很少顾及别的什么的。甚至很少使用隐喻、变形等等。她拒绝加入任何诗歌团体，拒绝参加任何诗歌派别。为此，叶甫图申科曾形象地把茨维塔耶娃喻为“一只硬核桃”。
独来独往的茨维塔耶娃看重的当然不是现在了，而是远方。她一再地强调：“我写诗不是为了这里，而是为了那里。”并在《铁轨上的黎明》一诗中这样抒发自己——

                没有低三下四，没有谎言！
                远方——加上两条蓝色的铁轨……
                喂，这就是她！——拿着吧！
                沿着铁路线，沿着铁路线……

“远方”也便成了她最喜欢最常用的一个意象。
俄国十月革命后，她的丈艾伏隆走向了战场。战败后，不得不逃向了国外，在布拉格大学读书。她也便只好带着自己的儿子漂泊到了布拉格。几年后，她们又一起移居到了巴黎。17年的流亡生涯，给了她太多的伤痛。她时有一种“沦落天涯”的感觉。她这才真正意识到，远方其实既是一个天使也是一个魔鬼，是一个永远背在身上的劫数。然而，这个劫数并不能使一向倔犟的茨维塔耶娃就此低下头去，并不能。
她说——

                你！我即使失去自己的这只手——
                哪怕是两只手！我也一定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签署：使我心碎肠断的土地——
                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祖国！

十七年后，也就是1939年，她终于回国了。回国后的当年，她的丈夫和儿子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了；她本人也被流放到了叶拉布加。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所热爱的祖国，与爱情和艺术一起构成了她的诗歌的三大主题的祖国，而今竟变成了这样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因不堪心灵的折磨与摧残，两年后，她自杀身亡。
就此，她的灵魂就真的去了远方了。还有她的众多的可爱的小鬼们，也一并被远方叫走了。

                                    抽象美学的汤

总是有人喜欢打断我的思路，比如那位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我的脑子里刚刚出现“抽象”、“精神”、“哲学”、“理性”、“现代”等等这些语汇的影子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似乎是要显示他的造句的能力或随便把什么影子像变魔术一样变成另外一种物质的能力似的——“在自称为抽象艺术、抽象派创作、无形艺术等等这些典型的精神营养缺乏症的快乐的开拓者中，公然地缺乏哲学文化和常识性知识倒是一件新鲜事儿。这完全来自于我们时代的理性荒芜和现代荒芜。”他的话，听起来真可谓是理直气壮，完全可以和真知灼见并为一谈，牢不可破了。
是的，由理性荒芜和现代荒芜所导致的精神贫血及艺术溃疡，也确实是随处可见。偏偏又有许多的色盲症患者一向视丹如绿，喜欢信口胡言，也便起了有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抽象派艺术更加“抽象”、无形艺术更加“无形”了。并不是说抽象不好、无形不好，而是说，在他们那里，抽象的本来面目和无形的丰富内涵都一下子遭到了彻底的歪曲和无情的糟踏。说到底，其实是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抽象是什么，无形又是什么。折腾来折腾去，也便让人不能不失去了对“抽象”和“无形”的最起码的信任了。这时候，你再大谈什么“抽象”、狂侃什么“无形”，不平白无故地遭人反感遭人唾弃才怪呢。
这是一个让人不容忽视的事实。有这样一种事实，不足为怪；可是，当这样一种事实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无端地焚烧了人们的正常艺术感觉，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判断时，就不得不去注意、不能不去警惕了。艺术毕竟是有艺术的个性的，就是抽象艺术也是有抽象艺术的一些具体要求的，无视它的个性和要求，一味地去想当然，一味地随心所欲，一味地标榜自己，彰显自己，差不多就是“系统化的白痴”了。白痴一旦系统化了，又蛮不讲理地缠上了艺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放过艺术，无疑就是艺术的灾难了。
这时候，还是达利给了我们一个光明正大的态度：“在新乐观主义的刊物上从未停止过向我们提供这种抽象美学的汤。事实上，这种汤甚至比托马斯主义的极其肮脏的煮开过的面条汤还要糟糕，即使饿得全身抽搐的猫也不愿用脚爪去碰它一下。”就还是让那些新乐观主义的刊物去盲目地乐观、盲目地吹捧它们吧，也免得他们失去了饭碗，对一切都没有了信心。极其肮脏的面条汤也是有人愿意喝的啊，而且还喝得津津有味的啊。
他们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品格、没有境界，甚至缺乏起码的绘画常识和艺术修养，更不用说“哲学文化”了，你不让他们用“抽象”和“无形”来掩盖一下内心的苍白又能怎么样呢？没错，他们的作品乍一看上去，也的确抽象，的确无形，问题是，除了所谓的“抽象”和“无形”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啊。空空洞洞的抽象，也叫抽象吗？混混沌沌的无形也叫无形吗？如果这也叫抽象和无形的话，那这样的抽象和无形就是连傻瓜也会的了。怪不得有那么多的自欺欺人的怪物招摇过世呢。原来，这就像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帕皮尼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内部“始终在原则和队伍构成这两方面存在着混乱。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某些成员的退出和一些新人的加入，这种混乱也就愈发严重了”。真可谓一语中的。的确，这种混乱的形成，“完全来自于我们时代的理性荒芜和现代荒芜”，没有办法。不然的话，哪里还会有他们的市场呢？
任何艺术，靠投机取巧永远都是无济于事的。可能会收获一时的赞美，占据一时的风头，可是时间一久，自然也便会不攻自破了。花花绿绿毕竟是花花绿绿，欺世盗名毕竟是欺世盗名，要想瞒天过海，真的是难乎其难的。这是艺术本身的性格和自律使然，艺术是不允许浅薄和庸俗的人插科打浑、搞鬼搞怪、作威作福的。
抽象主义的奠基人，首推俄国艺术家康定斯基。1910年，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完成了一幅“画面上什么也看不出，什么也分辨不出”（法国艺术评论家Ｃ·布吕语）的水彩画，便被称作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幅抽象主义绘画了。“而抽象主义得以推广的基础，则是破坏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与现实生活中物体和现象对应原则的立体派所提供的。由立体派和未来派开始的，破坏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做法，到了抽象主义那里才变得更加彻底。如果说，立体派和未来派的绘画还保留着物体和人物的某些特征、细节和线条的话，那么，在抽象主义绘画和雕刻那里，这些特征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苏联艺术评论家Ｎ·Ｃ·库列科娃在她的《哲学与现代派艺术》一书中的观点。为了使她的观点更加明确，她还进一步地旁征博引，这样写道：“哲学家断言，靠才智只能认识现实生活的现象，而艺术家需要的显然不是这个。‘现实生活很少能使他们满足，因为它不能充实他们的意识。’叔本华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渴望在每一事物中了解它的思想，而不是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他不仅应当置身于空间之外，而且应当置身于时间之外——他的艺术‘应能拖住时间的车轮，一切关系在他的面前都应消失，最后留下的仅是实质性的东西，思想——这才是他的对象’。”实在是精辟之至。库列科娃把抽象艺术放在《失去人性的艺术》一章里来讲述，也可见她对抽象艺术的态度了。这也便使我想起了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他的《艺术的非人道化》一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在探索新的创作方法的一般范畴的和独特的特点时，我发现了使艺术非人道主义化的倾向。”
自此，所谓的“抽象艺术”的凌空高蹈，我们也便看得十分清楚了。他们凌空高蹈的目的，大多都只是为了亮相，为了表演，为了引起更为广泛的注意，为了博得更为普遍的喝彩。难掩空虚，自然就是他们的最好的画像之一了。只可惜，就连这样的画像，也是很少有人分辨得清楚的。大多数人的“精神营养缺乏症”，也就很难治愈了。
“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像崇拜神灵一样地来崇拜它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我不能认为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的愉悦！”列宁在他的《论文学与艺术》一书里这样愤愤写道。他的激愤，显然是有其道理的。如果说，新的就是好的，那么，新染上的疾病就也是好的了。

（原载《飞天》2004年第2期和《读者》原创版2006年第8期，《散文选刊》2005年第6期、《读者》大字版2009年第7期和《读者原创版五年典藏系列》等选载）

                                      谭延桐简介

     谭延桐，著名作家，评论家，音乐家，书法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先后做过教师及《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编辑及编辑部主任，现为某杂志社主编，兼任巴洛克艺术学校校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社及南宁市文联签约作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及广西文联签约音乐家，南宁文学院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专家，《散文选刊》中旬刊特约编委。
    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歌曲等，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音乐创作》等海内外近千家报刊，计900余万字。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长篇小说共12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荷、日等多种文字。入选《20世纪中国散文大系》《当代散文名家名篇》《名家名篇获奖散文》《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中国现当代名家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当代散文精品》《世界华文新诗总鉴》《世界汉诗年鉴》《中国现代诗歌大全》《中国诗歌精选》《中国九人诗选》《中国当代歌曲鉴赏》等300余种选本。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宁夏文联、山东作家协会、广西作家协会、广西音乐家协会、《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颁发的文学奖、音乐奖和优秀编辑奖200余项。散文《决斗》被用作初中语文教材，200余篇次被用作全国各省市中高考语文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题或材料作文题。曾被评选为“中国桂冠诗人”、“中国当代散文十家”之一。被誉为“写意散文的先驱”。辞条，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等。系首批文化艺术国家荣誉金质勋章获得者。
    美国《蔚蓝色》《台湾新闻报》《辽宁日报》《今晚报》《南方都市报》《南国早报》《长沙晚报》等20余家报刊的专栏作家。

                                       校庆寄语

    二十年前，一阵温暖的夏风把我送上了你的船，我和我众多的学兄学妹们就在这同一艘船上开始了我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们彼此的关爱……是的，那是一些让我们留恋的时光。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该抹去的其实什么也没有抹去，最初的信念没有抹去，最初的热情没有抹去，最初的坚持没有抹去……

    此刻，我只想说，我的亲爱的山东大学生日喜乐，永远生机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