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育亮人本的意义

    众所周知，这不是一个文学的年代，而是一个物质化、世俗化、游戏化的年代。在这样一个非文学的年代里，蒋育亮却和文学较上了劲儿，乐此不疲地培育着文学的光亮，养育着文学的光亮，源源不断地给文学送去温暖和欣慰，这就充分地说明，蒋育亮是精神化和艺术化的，是人类的黄金。
    曾经，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高度精神化的，因此就有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称，有了“学而优则仕”之说，有了那么多的价值非凡的唐诗、宋词、汉赋和明清小说，有了那么多的彪炳千古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等等。而今变了，搞政治的很多，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大政治家；搞军事的很多，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大军事家；经商的很多，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大商人；从事教育的很多，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大教育家；从事文学创作的很多，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大文学家……变了。不妨具体来回忆一下：谁都知道明代有个杜十娘，杜十娘从十岁就被卖到了燕京，十三岁就被迫做起了风尘女子，七年之间她遇到了多少达官多少显贵啊，可是，她却唯独爱上了那个落魄书生李甲，因为用现在的话说李甲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什么官什么商。就连当时的风尘女子也对有知识的人充满了尊重和爱慕。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前，清风明月之下，碧波银浪之上，在船头铺就一块毡毯，与李甲共饮，就着诗歌和歌声……那是何等风雅啊。就连导致杜十娘自杀的那个盐商张富，为了博得杜十娘的芳心，也是站在船头用诗歌做媒介而不是用金钱做钓饵……转过头来看看，现在的风尘女子有几个是像杜十娘那样看重知识而不是看重物质的？现在的商人有几个是用诗歌做媒介而不是用金钱做钓饵的？再举个现代史上的例子来看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中篇的稿费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中国作协现在还在用的幼儿园就是当年一位作家捐献的一部中篇的稿费建成的，而且建成之后还剩下了很多的钱，又用这些钱买了所有的课桌椅和教具等，现在一个中篇的稿费能做什么？不要以为我说的这些是些闲话，绝对不是，我是想用这些所谓的闲话来充分地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年代了。外部环境的悄悄变更，蒋育亮肯定懂得，懂得他还灯蛾扑火，像众多苦难的文学朋友一样怀着一颗赤诚的殉难的心，蒋育亮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意义，掺杂了很多的悲壮。如果蒋育亮像很多人那样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心一意地做官、捞钱，肯定的，他就不会拣选文学并入魔以痴痴地养育文学的光亮了。
    高尔基的那句“文学即人学”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不能抛开这层意义不谈，特别是在当下狗苟蝇营的所谓的作家越来越多的年代里，参与合唱的人越来越多的背景下。抛却了这层意义，我们就无法理解蒋育亮的人本的高度、深度、亮度和强度。
    “体育使人的身体处于和谐，艺术使人的心灵处于和谐。”苏格拉底的这句话一直都是带着警示作用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像蒋育亮这样的拿心血养育文学光亮的人，我们的世界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阴阳平衡”是太极的核心，精神和物质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很难想象一个只重物质不重精神的生命个体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不病灶丛生才怪，不险象迭出才怪，不危机四伏才怪。
    究竟拿什么来喂养人类的精神，究竟拿什么来抚慰人类的情感，该到了我们深思的时候了。
    我很高兴，看到了一位在官场上忙碌不已却并没迷失并没扭曲一如既往地在为文学殚精竭虑的蒋育亮。人类文明的薪火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还有蒋育亮这样的在艺术圣水里浸润了再浸润的人。

                               蒋育亮文本的意义

    老子的“见素抱朴”四个字，用在蒋育亮的文本上，再也恰切不过。因为，蒋育亮所有的文本都在印证着“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这一中国古代的美学原则。说穿了，这就是自然性、真实性、生命性、心灵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就是“善叙事理，辩而不华”的驰求。这与蒋育亮的精神背景有关，更与蒋育亮的艺术感知有关。这就决定了，蒋育亮不可能会是一个平庸的写匠，而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按照基督的观点，真正的艺术都必须呈现出心灵和感动，而非身体和感觉。在蒋育亮的文本中，这种心灵和感动，可谓处处隐现，比如《失窃的路灯》中那个因为死了孙子疯了老伴而心痛不已最终促成偷灯事件的老者，再比如《酒王》中的那个因为喝酒而导致丧命最终成了英雄的酒王，还比如《儿子买了双皮鞋》中的那个为了让老人多擦几次皮鞋而买了皮鞋的善良的孩子……这是至真的心灵，朴素的感动。
    如果用“人情世故”来概括蒋育亮的文本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蒋育亮对“人情”是带着审视眼光的，对“世故”是带着批判意识的。这点，颇有些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执守。浓郁的人文关怀，因而撑起了蒋育亮的文本的脊梁。其中，既有人性的光辉，也有人性的迷离，更有人性的复杂。这就使得，蒋育亮的文本彻底地摆脱了平面化而走向了立体化。说是立体主义的全景式展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立体化带来的，当然是丰富性。从这种丰富性里边，我们很容易看到蒋育亮一向所倡导的“注重思想性，关注现实性，探讨矛盾性”的创作理念。作为一位官员作家，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这就再次印证了作家是人类的天线、种族的触角这一义理。蒋育亮虽然不像蒲松龄那样“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却也毫不避讳隐藏在时间缝隙里的种种矛盾和层层悖论。蒋育亮的艺术良知，就是这样和盘托出的。
    再就是符号化。无论是蒋育亮文本中的“坟茔”，还是“路灯”，等等，都无不渗透了符号美学的内涵。蒋育亮在挖掘这些符号的深层内涵的同时也赋予了这些符号以张力、弹性和未定点，从而使得蒋育亮的文本具有了敞开性。也正是这种敞开性，使得蒋育亮的文本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是“草根性”，蒋育亮的文本无处不体现着“草根性”，比如《卖鸡蛋的老头》《杨屠夫》《哑子婶》等，还比如那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文本中的“高平县”和“旮旯屯”等等……这种“草根性”，直抵人心，直澈心源，和《诗经》里的“风”及禅学里的“根性”可谓一脉相承。设若取消了蒋育亮文本中的草根性，也就取消了很多的平民化和亲切感。
    蒋育亮在关注现实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关注历史性，就比如《剑魂》中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无论是将眼光投向现实还是历史，蒋育亮都没有忘记将外在的现实和内在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着重凸显内在的现实，即心灵的现实。凸显心灵的现实，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成熟的作家对于引用从来都是小心的，蒋育亮也不例外，甚至显得格外小心，他是到了不得不引用的时候才去引用，从而用引用来烘托一种情绪或渲染一种氛围，比如《失窃的路灯》中的那个公安局局长杨锐终于知道了失窃的路灯的下落之后情不自禁地从喉咙里掏出的“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再比如《那座消失的坟茔》中的那个奉命记者刘栖意外地发现偏僻的旮旯屯竟出现了另一番令人惊叹的景象之后下意识地蹦出的“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引用，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引用。从引用这一小小的事件本身，也可以看出一位作家的功夫。

    是的，作家是要讲功夫的，信念的功夫、精神的功夫、思想的功夫、文学的功夫并举。没有这功夫，就会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写匠。
    禅家说过：“不可智慧识，不可言语取。”蒋育亮自是深谙其道，深得其味，因而他并没有用头脑的简单的智慧来看问题，而是用心灵的丰富的智慧来想问题，比如《那座消失的坟茔》《失窃的路灯》等等所抛出的一系列很尖锐的现实问题。这就印证了看问题应该一分为三的哲学思想——数轴中有正数和负数，还有零，这个零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还有不好不坏的人，这些不好不坏的人才更值得去探究……客观地看待人和事，或“零度写作”，蒋育亮做到了。这正是蒋育亮的文本真实、真切、绕道说禅、无理而妙的价值之所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不言而喻。
    进入语言运动的作家有很多，进入思想运动的作家却并不多，我欣赏像蒋育亮这样的思想型的作家，我欣赏蒋育亮在他的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蒋育亮的思想”。说到底，这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造诣，更是一种实力。因此，我就不能不说，蒋育亮是一位实力派作家。

                    （本文是我在蒋育亮小小说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刊于《桂林晚报》200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