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猫模样/谭倍儿画
有人看到别人剃光头，心里就想，还是光头好呵，既简洁又省事，还十分地现代，于是，也便毫不犹豫地剃了光头；不久，又看到别人蓄起了长发，心里又想，还是长发好，既俊逸又飞扬，同样也十分地现代，莫可奈何，便又不得不戴上了假发……
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总是跟着别人瞎跑的盲从症。这种症，在文坛上体现得可谓最为明显：前天看到流行现实主义，有人就跟着现实主义跑；昨天看到流行浪漫主义，有人就跟着浪漫主义跑；今天流行现代主义，有人就跟着现代主义跑；明天流行后现代主义，有人就跟着后现代主义跑……超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具体主义、立体主义、全息主义纷纷向他们打招呼，抛媚眼，他们就又魂不守舍，一会儿在这个的怀抱，一会儿又在那个的怀抱……跑来跑去，最后，他们也便彻底地跑丢了自己了。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他们，也便方不方圆不圆、黑不黑白不白、中不中洋不洋的了。可是，他们还自以为又方又圆、又黑又白、又中又洋的呢。
有的人适合现实主义，硬撑着去搞别的主义，讨好别的主义，结果就会不伦不类，遭到别的主义的白眼；有的人气质里倾向于现代主义，硬硬地去赶别的主义的时髦，追别的主义的风头，最终就会出大大的洋相……这是时间早就证明了的。时间早就说了：无论是什么主义，也不能没有了自己的主义。穿在别人身上的衣服无论怎么好看，一旦穿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很可能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左摆摆右摆摆，对于身体来说，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的；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就不见得了。甚至，还会把自己摇摆得头昏眼花，辨不清了方向。而一个失去了方向感、整天地像苍蝇一样在文学的玻璃上瞎碰乱撞的写作者，是最可悲的了。即使他们侥幸逃了出去，也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东施效颦，鹦鹉学舌，跟着别人咳嗽，学着别人言笑，一招一式都是别人的，又能有什么大的出息呢？何况学的都是别人的形式而不是精神呢？“绦虫一旦钻进了他们身体的某个器官里，就算是安家落户了：吸收他们的营养，同他们一道成长，用他们的血肉壮大自己，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了，因为绦虫已经牢牢地在他们的体内建立了殖民地。”不把使他们左摆右摆的绦虫驱逐出境，他们也就只好永远像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做绦虫的殖民地了。这样的殖民地，一般来说都是终身制的，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想办法废除掉。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你帮他们，他们还以为你要害他们呢。
我突然就想起了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里的那个“盲人瞎马”的故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不知道他们遇没遇到过这样的困境。即使他们现在没有遇到，将来也肯定是会遇到的。一味地盲从别人，便是他们最好的保证。
如果不是一味地盲从别人的话，也许他们还会有一点儿自己的模样的——即使是狗尾巴草，又有什么丢人的呢？——可是，一盲从，他们就不是他们了，就什么也不是了。狗尾巴草尚且有狗尾草的样子和不可替代之处，他们为了追风，跟潮，扮酷，装现代，硬是逼着自己向稻草、粮草、花草、仙草、人参草、灵芝草什么的学习，学来学去，最后他们也就连狗尾巴草也不是了，也不如了。就算他们是水仙花什么的吧，他们学来学去终于学到了牡丹花的富贵，最后却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清雅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富贵，也肯定不是牡丹花那样的富贵。肯定不是。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艺术立场问题。一个写作者一旦丧失了自己的艺术立场，不左顾右盼才怪呢。“让人一看，就能看出他们是一些没有根底的人，一些吸血鬼。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空虚总是令人觉得恶心。他们和一群人带着一副假面具，躲在令人难以觉察的人群中，他们是一群伪现代人。”瑞士心理学家Ｃ"Ｇ"荣格在他的《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一书中早就这样说了，“真正的现代人应该是不模仿他人，安守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慕虚荣，能够拒绝历史所加给他的圣贤荣耀”。
这些话，就是他们听到了，也是没有用的。他们拾的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牙慧，而不是像金玉那样的智慧。他们是一些行走着的殖民地，是一些早就被某种命运圈定了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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