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那些常常使用语言的人，应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带自己的语言去体检，必要的时候，自己也体检一下。
——申儿
长了一双美目的语言，会说话的语言，能勾魂的语言，一旦到了有些糟糕的写作者那里，一来二去，也便莫名其妙地失明了（当然也包括心灵的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成了标准的残疾语言了……这不是写作者的罪孽又是什么呢？往往地，那些自以为是的写作者是并不承认自己的罪孽的。你说他们是虐待语言的高手，残害语言的刽子手，他们就会很不以为然，很不高兴，甚至还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反咬你一口、指着你的鼻子骂个不停呢。这时候，气急败坏的他们，不告你诬陷罪，不和你拼个鱼死网破，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因此，也便吓得许多的知情者纷纷而退，不敢再继续去深究了。他们也便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了。这时候，他们糟踏的就不仅仅是语言的眼睛，而是语言的全部了。他们自有他们的理由：反正语言又不是你家的，你管不着。言外之意，就好像语言是他们家的私有财产，只有他们才有权说话、为非作歹一样。和他们生气显然是没有用的，和他们讲“爱惜语言”的道理同样也是徒劳的。他们不懂。他们从来就不管什么语言的“人格”，什么语言的具体心情和具体感受……你说他们是“语言的暴君”，其实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们的。
我记得很清楚，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他的《信念、希望与诗歌》一文中说过的：“语言是诗人的信念和他的先辈们的信念。为了在一个不可知论的时代走他自己的路和做适合他自己的事业，他必须把这种信念推至傲慢和必胜主义的程度。”说得实在是太好了。难道，那些一向就善于不尊重语言、以残害语言为乐的人们，不是在糟踏自己的信念和先辈们的信念吗？在这样一些人们面前，热爱语言的人们，无论多么地傲慢，也都是毫不过分的。没有这样的傲慢，就不可能有语言的健康，更不可能有语言的健美。语言失明了，也便看不到她应该看到的一切了，比如善和美、光和色、情味和意趣、神采和神韵、秘密和玄机、禅学的意蕴和哲学的意义、特殊性和独创性等等，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时候的语言，就不仅仅是空洞的，也是无聊的，甚至还是让人生厌的了。而实际上，这又哪里是语言的错呵，完完全全是那些语言的暴君的错呵。语言的暴君，其可恶其可憎，也便不言而喻了。
因此，“除暴安良”这样的工作，永远都是有意义的；“除恶务尽”这样的志向，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不然的话，暴就会得寸进尺，恶就会步步为营。到头来，就很难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作家的道德观念并不存在于他处理的材料中，也不存在于他发出的议论中，而是存在于他对语言的行为中。”这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意见；“月光、花朵、鸟儿、星星是通过语言变成诗的，是语言将一具尸体、一个被枪杀者，还有丑恶、洗衣机、木筐或土豆这些在常人看来并无诗意的东西变成了诗的。”这是法国诗论家让"贝罗尔的看法；“拯救质朴和透明的语言，以免使得它们与迫供之词的噪音同流合污。”这是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心愿；“请记住，世界的未来可能有赖于你们保持熟悉彼此的妙语和修辞。”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呼吁……他们的声音依然未落，依然在时间的枝头上鲜艳地绽放着，弥漫着浓郁的香气。把这些香气吸进心灵的肺里，从而把整个的生命清洗一新，懂得对语言起码的礼让，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
“最好的例子是兰波。他冲破了视语言为传递理性思维方式的概念，而回到了语言最原始的状态，使语言起到了咒语的作用，神奇地、自动地激起了人们的种种情感。”美国诗论家欧"豪所说的兰波，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兰波了，而是一种象征，一种视语言为黄金、视语言为信念的最好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显然是有一万个理由活一万岁的。
把语言的普遍性和国际化看得那么重要，是没有必要的。一旦失去了语言的独特性和个性化，无论谈什么都是显得多余的，甚至是造作的，可笑的。只有摆脱种种暴力，语言才有可能恢复自己的视力，从动荡不安的局面中走出来，并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妙不可言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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