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任有言

 

       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小说写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属于真正的荒诞派，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就因为他像卡夫卡那样，走的路子跟绝大多数人的不一样，跟俗小说、脏小说、戏耍小说、浪荡小说唱反调，跟主流文坛完全背道而驰，也便遭到了这个时代的排斥。写作30余年了，就一直默默无闻。前不久，他突然跑来用有些自嘲的口吻对我说，他准备当官了。冥思苦索了三个日夜，他终于决定派自己的身体去走马上任了。我理解他。这么多年以来，他一心一意地敬文学，爱文学，侍奉文学，献身于文学，文学却没能给他一点儿温暖，就连一声问候都没有，他是想从“权力”那儿得到一点儿回报。没有比我更理解他的了。我也知道，为了写作，他已经放弃了许多俗世的幸福，放弃了好多次做官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再放弃，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可我还是对他说，袒胸露腹地对他说，你知道《论语·季氏》里的那句“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吗？也就是说，要量度自己的才力而去担任某种职务才行，没有这种才力的最好就不要去。并不是说，你没有这种才力——心灵的才力，而是说，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你从来就缺乏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才力——这可是一个关系社会呵——你懂吗？像你这样一个和善、纯真、胸无城府、直来直去的人，是很不适合去做那样的芝麻官的。上面压着你，下面顶着你，你一个人在中间受罪，何苦来呢？如果一定要做，就做大的，做个国王什么的。那样的话，也就不用你去绞尽脑汁地处理你和上面的关系了。得罪了下面没关系，最多是怨声载道；得罪了上面可是有你的好看的呵，甚至是要杀头的呵。他说，在文学这棵既无花也无果的树上吊死，是死；万一不小心得罪了别人，被别人杀了头，也是死。反正都是死。如果我连这个芝麻官也不做，继续为文学尽愚忠，将来我饿死了，说不定别人还要再在我的身上踩上重重的一只脚呢。文坛上的龌龊，不公平，我这些年来看得太多了。你翻开文学史看看吧，文学家有几个过得好的呢？凤毛鳞角，曲指可数呵。要不怎么就“穷文人穷文人”地不绝于耳呢，叫了几千年了呵。像卡夫卡等人那样身后留名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女儿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上大学需要花几万块呢，我这穷光蛋，单靠一点儿可怜的工资，单靠写作偶尔的施舍，哪来的那几万块呢？我说，陈力就列，我不反对。甚至，我还十二万分地拥护你。反正当官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还是《论语》里的那句老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人不去当官，难道让那些愚蠢的人去当官吗？可是，别忘了，那可是在古代呵。现在是什么,现在可是“仕而优则不学，学而不优则仕”呵。但愿，你不仅“学而优则仕”，而且“仕而优则学”吧。那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官的添一点儿光彩，挽回一点儿人们对当官的坏印像了。他对我说，你的话，我愿听，从来都愿听。
       听不听，当然是他的事儿了。
       他走了之后，我心里就一直凉凉的。我想到了很多。如果卡夫卡当年也像他一样，去当个什么芝麻官的话，也许卡夫卡就不会那样孤独、凄凉了，世界上自然也便再也找不到不可替代的卡夫卡了。如果瞎了眼的编辑少一些，势利的编辑少一些，不辨菽麦的编辑少一些，他的作品也许就会多一些知音，多一些赏识者，他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灰心，甚至对中国当代文坛彻底地绝望了。如果现行的稿费制度合理一些，就是凭他的学识和才情，就是多写几篇随笔、杂感之类的，也不至于穷得叮当作响，整天地为生存而奔忙，忙得焦头烂额了……人类一向就是很虚伪，很卑贱的，整天地口口声声地精神呵精神呵精神呵，什么时候真正地尊重过精神呢？只不过是像哄骗小孩子一样拿着糖块哄着精神劳动者死心踏地地干，罢了。好在精神劳动者一向就觉悟高，懂得去体谅，很少去计较……想到这里，我不无悲哀。我也便开始真心地祝福我的那位终于“觉醒”了的朋友了，祝福他仕途发达，官越做越大，为人类多作贡献。少一个作家是小事，哪怕是卡夫卡那样的了不起的作家，少一个好官可是大事呵，事关重大呵。
       又隐隐地有些为他担心：他一旦像大多数人那样被同化了呢？最后，好作家也不是，好官也不是，不伦不类了呢？也许，我的担心根本就是不该长出来的胡子。但愿，是这样的吧。我从来都是怀着良愿活着的。要不，我也早就当官去了。
       就在他上任的第一天，我便打电话给他，说，周任有言，我也有言，曰，又多了一位官作家，就官、文都好好照顾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