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经》有关的几个问题

    高二语文一开讲便是《诗经》。

    两千多年前先民们的吟唱，被现代人通过电子排版进入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这个过程很值得回味。我们的周围已经几乎没有了关关鸟鸣，更没有了车马喧嚣，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生的高速的钢铁怪物，还有几乎无所不包的互联网络，这样的时代，按理已经无法接纳《诗经》或楚辞了——奇怪的是，美丽的“静女”仍然鲜活，那个“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无名男子仍然栩栩如生……这一切，引发我们很多的思索。

    《诗经》的年代，从总体上说人类还未能摆脱蒙昧，“天”作为一种抽象的力量还在非常具体地左右着人类的活动。另一方面，人类也在那个阶段一点一点积累着对自然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艰难开始改造自然。这个过程非常壮观，也甚至充满悲剧。这个时代产生诗歌是可以理解的。

    一、集体吟唱的特点及其解释

    民歌大部分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尤其在远古年代。那个时代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这就要求我们的先民们的创作必须短小精悍，必须朗朗上口，这样才能便于记诵，便于流传。但我们仔细研读后悔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诗经》中有些作品本该是个人化的创作，比如那些相对“私人化”的爱情诗，比如《静女》，比如《氓》。“静女”的叙事方式非常私人化，诗中所写的情境不应该成为集体创作所关注的内容；《氓》一诗则可以理解为某个长于诗歌的人以女性的口吻来叙说，也是比较私人化的。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集体创作，最明显的例子比如《伐檀》《硕鼠》之类。《伐檀》其实还可以“吟”很长，但那个年代既没有纸笔，更没有稿费，以简短为原则，唱了三段也就算了。但以劳动者的实情，恐怕是唱上十段也不为过的——一方面劳动强度实在太大，牢骚多着呢；另一方面，“伐檀”的场面也的确便于抒情，因为“伐檀”“伐辐”“伐轮”之后，大可以继续“伐轫”“伐轼”等等，但伐得太多，难以记诵，还是打住。

这样看来，真正集体创作的篇目，我以为在整部《诗经》中其实数量非常有限，哪怕是通常被认为是集体创作的“风”，也有不少是私人作品，因为从经验来判断，“集体创作”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何况有些作品从内容来看不应该属于集体创作的范围。

    二、爱情诗的比例及孔子删诗

    爱情诗在整部《诗经》中所占比例不少。

    后来的注家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是试图将诗经中有涉爱情的部分“拔高”，比如“《关雎》，咏后妃之德”之类。这几乎让人觉得“大煞风景”。爱情就是爱情，无须附会其它说教的内容。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孔子删诗有什么关联。孔子删定之后，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爱情名篇或名句，这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我们为何非得又把那些优美的诗歌“政治化”呢？！

    图个方便，还是以《关雎》为例吧。

    毛诗序和郑笺，都认为这首诗咏后妃之德。可能是诗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描写而产生的联想。但这样的理解我总觉得不好接受。

    有人是这样阐述《关雎》的：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发的主要是一种志，就是君子对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觉，扩而大之就是君侯对贤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认一个对象，一个“淑”字，表明此女之品与德，值得君子向往；而全诗并没有说淑女对君子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全然是“单相思”。诗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君子最终得到淑女没有。在没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辗转反侧”。末二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显然是君子在辗转反侧的良好愿望：我要是得与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对他，这是君子在心里的誓言。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孔圣人赋予此诗一种道德规范。这也是错读圣意。倘若真的仅仅是什么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赞歌，何以哀而不伤？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为何？就在于对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这样看来似乎也非常在理，但我们无法仅凭上述文字便断然否定《关雎》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委婉而风”无疑是中华传统诗教的核心内容之一，但一味夸大或拔高作品的所谓“内涵”正好也是文评者的一种嗜好。

    三、“多识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

    作为读《诗》的一种额外收益，在古代，“多识于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一项的确是比较重要的。只是《诗经》中的名物为何偏多？

    古代交通不便，这是不争的事实。语言的差异由此而来。如今我们只要考察山区的方言分布，很容易找到因山水的阻隔而导致语言差异的例证。古代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了。草木虫鱼之类，本来就种类繁多，加上方言的不同，收入《诗经》后就更加名物繁多了。

    这样看来，读《诗》，除了“兴观群怨”的功能，孔子当然要加上“多识”一项，因为一方面可以陶冶性情，了解社会，另一方面可以同时拓宽视野，甚至也多多少少学点“外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