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爆发于上海之际有感（二）

周口店人

根据生物学原理，任何在自然中自发形成的生物都在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了适应自然变化的机制，这一机制是生物的基因。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具有适合自然变化基因的生物（有自我调节保证机体正常的基因）得以生存繁衍，不具有该基因或有基因缺陷的生物被淘汰。

自然中形成的生物如此，自然中形成的人类社会同样如此。最原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原始部落，即使是最为原始的人群部落也是一个自行调节的自适应系统。一个完善的原始部落系统能保证该部落的生存和繁衍，否则如同缺乏特定基因或有基因缺陷的生物一样，也同样会因系统的缺陷崩溃并消亡。

人类社会文明起源于“市场经济”。古人类700万年前从非洲出走到达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由于地理气候适合农业生产，少量土地面积便养活了更多人口，随着人口的集聚便有了城市雏形。而城市也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形成与经济的繁荣，所以人类现代社会系统的形成要归功于“市场”的形成。即使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的状态下，稀缺物品因能交换到更多其他货物而受到生产者重视。市场的运作作为最原始的生产动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种社会规则的产生。人类文明即由此产生。

国家的产生同样是基于特定社会集体自发的自我保护需求，一是对外抵御侵犯保护集体的需求，二是对内保证社会稳定，保护个体权利不被侵犯。这也是国家所履行的两大职能。

对于国家权力的边界，历史上有很多理论。简单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小政府（Monarchism）（或最小国家主义minimal statism）大社会。当今的英国、美国、日本及东欧等国家属于此类。小政府主义主张政府的权力限制在“守夜人”（Night watchman）的功能上（例如法庭、警察、监狱、防卫部队等）。其职能主要是保护每个人自由、防范个人权利被侵犯。例如制止暴力、偷窃、诈欺，监督人们互相订定之契约等等。同时政府需要管理必要的公共建设（如修筑道路、货币管理等）。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政府不必过多干预。政府的作用是做好公共服务，监督市场，合理分配社会利益（医疗，教育等）。

一个正常健康的小政府大社会具有自适应自我调节的系统功能。它能够依靠不断获得的社会信息，调整系统的工作状态，并且能适时调整相应的结构或参数，使系统始终处于最优或次优状态下运行。这些都不必由政府干预，正常情况下政府没有合理的动机去干预市场，除非政府机制出了问题，如政府机构中的部分人出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动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使自己或相关者获得不当收益。当然这也不排除垄断性企业绑架政府或利用政府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在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下，很快能得到遏制，因为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在市场的监督之下，政府的任何不正常行为都会得到社会的纠正（例如社会媒体对政府的质疑，民众集会对政府的抗议）。知名的小政府主义者还包括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艾茵·兰德等，他们的很多“金句”最近在中文网络上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中流传甚广。

另一类是大政府（Big Government）小社会。历史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主张，也称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或凯恩斯理论（Keynesian theory）。该理论提出“政府干预”，认为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市场，以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来加以干预经济。管制经济是大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作法。该理论提出于上个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在很多国家流行。凯因斯主义理论主导下的经济制度使得政府支出增加、政府直接干预甚至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扩张了经济，创造了就业机会，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这在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大战后的经济恢复阶段，不难理解该理论的有效性。最为典型的可能就是当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势崛起。

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受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如许小年比喻凯恩斯主义为“发烧就洗冷水澡，低温让你蒸桑拿，只看病症，不问病理，所以叫做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许小年质疑为什么我们相信政府官员可以改正市场的失灵？上世纪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2009年的“四万亿”又是什么精神？事实证明，中国自建国以来到2000年所实行的就是大政府小社会模式，2001年入世后才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成就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20年。

事实证明唯有实行市场经济，尊重市场客观规律，让市场自发形成的系统良性运行，经济才可能得到积极性发展。先看下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根据数据，自1952年到1987年共计35年间，中国人均GDP仅仅上升了不足1000人民币，但自2003年开始，人均GDP都以每年超千元递增，例如2003年为10542元，2007年20196元，4年增加近1万元，2010年30015元，2013年41908元，3年增加11893元，2015年50028元，2018年64644元，3年增加14614元。最后这三年是1952到1987年35年GDP上升量的14倍多。这已经足以证明市场经济的效率了。

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2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回到50-90年代的凯恩斯理论模式，其结果不用计算就可想而知。

然而，中国自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政府管理模式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卷土重来。大政府的管控模式显露无疑。从最初的健康码到行程码，到后来的各单位管控凭健康码和行程码出入，再到后来的集体核酸检测（这种不合卫生规范的行为造成的交叉感染无以计量），最后各地实行的封城、封区、封街道、封小区、封大楼，结果造成大量微小企业倒闭，无以计数的依赖打工生活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而大政府行为并不为此负责。凯恩斯模式不仅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集中浪费，造成社会物流的堵塞，甚至导致社会局部的瘫痪，严重的造成社会灾难（典型的如中国上世纪初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以及后来的Cultural Revolution十年）。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难以估量。这种管控模式无论从生产经济上看，还是从医疗资源上看，都不可持续。坚持下去总有一天社会系统彻底崩溃。

但若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政府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措施，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力量保证疫苗、医疗、防护用品采购渠道的畅通，保证医疗物资的充足供应，保证社会食品的安全和供应，保证物流通畅运行，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宣传和普及防止病毒感染知识，呼吁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关闭社会性集聚娱乐场所，保证超市（尤其是大型超市）的正常营业。政府同时应该鼓励疫苗接种（而不是强制），宣传和说明还在试验阶段的疫苗的作用和功能（以及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设立更为方便快捷的核酸检测点（而不是强制集体测试），提供自检测试盒，及时收治发烧疑似感染者。政府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根据需要设立方舱医院，保证方舱医院必须达到医疗标准，同时保证方舱医院医疗设施、药物和食品的充足供应。这才是政府必须实施的职能。其他问题在一个体制健全的社会里民间自发的组织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日本几次大地震所表现出来的感人场面已经证明。相信人民，相信社会，相信市场，这些都已经在很多国家得到证明的。

政府不必也不可能事事管控，实际上也不可能管得好。只有将许多不该管控的事物放开，让民众自我选择，自我管理，产生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我们才有可能用最小的而且是有效的代价战胜疫情，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让民众不再恐慌，获得更大的安全感，这样社会也才能更加稳定。

2022年3月31日写于上海凉城秀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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