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香港电影，人们头脑中首先想到的便是缺乏逻辑的剧情，痴笑搞怪的人物和突如其来的打斗，处处渗透着癫狂和非理性。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电影之叙事结构如同香港电影这样松散而拖沓，时常会为了那些非叙事性的元素和娱乐观众的目的而延缓甚至改变整个故事发展的大方向。但许多人喜欢上香港电影，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它的随意，它的松弛！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可谓香港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出现的影片，大多都是符合以上那些特征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吴宇森的英雄片，虽然在风格上都是浪漫化，武侠化的，但是在叙事上却遵循着严格的起承转合，整个故事的情节线都设计得非常严谨慎密而富有匠气。即便是这样自成一派的大师级人物，他也会在《英雄本色2》和《纵横四海》中游戏一把，前者让死去的小马哥通过其孪生兄弟阿健的外壳复活，后者更是毫无征兆地让双腿残废的发哥从轮椅上跳了起来，为的就是让其尽情参与最后那一场精彩搏杀。而吴宇森所引领的“英雄同反派大规模火拼”的高潮模式（大反派手下总是有许多面目模糊的小弟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冒出来，为的就是接受英雄们正义子弹的洗礼），则成了日后许多枪战片竞相模仿的对象，不仅是《英雄好汉》、《龙腾四海》这样的江湖片，也不仅是《赌圣》、《赌侠》这样的赌片，就连《千王情人》和《星期五舞男》这些本应是剧情片的“无辜者”，都会在影片的结尾处扯上一段火力十足的枪战大戏，显得非常不协调。因为枪战本应是一部影片的辅助元素，即外观表现元素，而不是主要的叙事元素，过多的枪战容易喧宾夺主，破坏影片的整体叙事结构。好莱坞的许多经典黑帮作品，如《教父》、《美国往事》和《好家伙》，枪战场面都非常的少，而且能够很恰当地融入到剧情之中。唯一例外的便是德.帕尔马执导的《疤面煞星》了，影片结尾处那场子弹横飞的枪战戏就处理得有些失控，我想吴宇森的港版枪战模式大概也是偷学于此。但正是因为这种跟风潮流，才导致某些本应成为经典佳作的港片在叙事方面虎头蛇尾，《黑金》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结尾处的枪战场面比吴氏作品更为火爆，天上地下，火力之迅猛不亚于黎以冲突，原本平民化的英雄配以现代化的精良武器装备，则被最大限度地神话了！

枪战片的结尾是大规模的枪战场面，而武侠片的结尾自然是大规模的武打场面啦！九十年代初蓬勃发展的新武侠，除了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外，无不在影片的最后来上一场正邪之间的大碰撞。由于新武侠作品大多改编自武侠小说，而某些武侠小说又并没有那种武功极高的大反派，比如《鹿鼎记》、《绝代双娇》和《天龙八部》。但为了满足观众们“正邪大决战”的观影癖好，导演只有将原著作品改得面目全非，于是《新鹿鼎记》中的熬拜有金刚不坏之身，《神龙教》中的冯锡范练就了“六合童子”剑法，《新绝代双娇》中的江玉郎“寒冰烈火掌”天下无敌，而《天龙八部之天山童佬》更是无端地将“星宿老怪”丁春秋塑造为天山童佬和李秋水联手都战胜不了的大魔头。当然这种篡改行为的“始作俑者”还是新武侠的“开路先锋”徐克，他在电影《笑傲江湖》中所添加的那个东厂公公，便是为最后一战所设置的反派绝顶高手。自那以后，新武侠电影无论之前怎么折腾，七绕八绕到了最后都是天马行空，飞沙走石的正邪之战，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叙事定式，不仅制约了影片内涵的进一步深入，也破坏了原著文字那种娓娓道来的隽永，显然又是一种非理性的体现！

比起枪战片和武侠片来，喜剧电影中的这种叙事非理性显然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八十年代的成龙、洪金宝、“最佳拍档”和“五福星”系列功夫喜剧，到王晶的“追女仔”喜剧，再到黄百鸣的贺岁喜剧，最后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剧情无不是那种东拉西扯，为了展示演员的搞笑才能而时常偏离叙事主线的杂乱模式。比如“五福星”特别行动中的追女行为，就占据了影片的很大篇幅。而《逃学威龙》虽然披着警匪片的外衣，但相对于卧底查案的主线来，周星星在校园里碎片式的“胡作非为”才更像影片主要想表达的内容，这同《辣手神探》等“剧情紧紧吸附主线”的严肃警匪片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贺岁喜剧，本来就是香港所独创，为了烘托新春佳节喜庆气氛而逗大伙儿乐的影片，所以更加像一块块叙事碎片的拼贴，所谓的主线也是牵强附会，为了团圆而硬生生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活逻辑，《家有喜事》、《花田喜事》和《大富之家》无不是如此。而《东成西就》更是将这种游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简直是一场《东邪西毒》中被压抑了许久的武侠人物的集体狂欢。其实这些破坏了叙事结构的搞笑桥断虽然对于电影本身的艺术探索而言具有负面作用，但却符合电影的另一特性，即商业性和世俗性。香港电影绝大多数是商业电影，既然是商业电影就要面向大众，让观众们在影像的刺激下释放心灵，随之尽情地“狂欢”。香港观众如此，大陆观众也一样，如果你在马路上问别人对《天下无贼》中哪一段的印象最为深刻，十有八九会回答说是“抢劫”那一段，哪怕这段多么脱离叙事主线，与本片的基调多么不协调！

不过随着九七回归，金融风暴，世纪末恐慌等一系列外在事件的发生和外在情绪的影响，香港电影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理性了，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突然间步入到热爱思考的中年，一下子让人很难接受。除了文隽、刘伟强的“最佳拍档”公司和王晶依然在“游戏人间”外（其实王晶也严肃了不少次，比如《龙在江湖》和《笨小孩》），其他导演都崇尚理性，抛弃了原先香港电影中的那些非理性叙事元素，力图在影片中好好地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于是，英雄神话少了，无厘头搞笑也少了，生活的质感却时常浮现在影像表面。杜琪峰在《再见阿郎》中让漂泊的浪子回归家庭的怀抱，叶伟信也在《朱丽叶和梁山伯》中让黑老大和九流小混混为了小孩的尿布而平等地对话，陈果更是把摄像机深入到香港底层社会的残缺和破败中，抒发香港人真正的平民情怀。就连一向疯疯癫癫的星爷，也在《喜剧之王》中正常了一把，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辛酸和无奈。不过影片后来的那段卧底戏和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又再次回归非理性的范畴，从而造成影片风格的前后不统一，这显然是它的贺岁性质所造成的。而同为当年贺岁片的《玻璃樽》，虽因成龙大哥的爱情尝试而规矩了许多，却依然遵循了成龙影片“必打”的原则，硬生生地加入了三场动作戏。尝试归尝试，这些诞生于“非理性时代”，表演风格已在观众脑海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大明星们为了顾及观众的情绪，还是没有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行得更远！

新世纪的香港电影则呈现出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理性的作品完全不苟言笑，比如刘伟强的《无间道》，杜琪峰的《黑社会》以及彭氏兄弟拍的那些恐怖片，而像《再说一次我爱你》、《妄想》这样的影片更是没有一点带有香港地方特色的语言和风味，有一种“形同陌路”的感觉。非理性的作品则是更加胡编乱造，比如韦家辉的贺岁系列，郑中基的搞笑片，王晶的麻将片和那一堆所谓都市浪漫喜剧，今年的《新扎师妹3》更是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极致，银幕上的人物完全是在疯疯癫癫的状态下闹完了九十分钟！

其实像《龙虎门》这种漫画改编的武侠片也拍得太严肃了点吧，以往武侠片中那些时常插科打诨的情节在本片中完全消失了，导致该片死板僵硬，实在需要一些幽默搞笑作为润滑剂。所以还是看《大丈夫2》舒服，其正宗的港味让人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非理性的奔腾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