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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十数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人口突然间因下岗、失业而被抛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而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不仅离开了土地，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来到离外部市场更近也更生机勃勃的沿海地区，无论此举带来了多少经济总量的增加，也同时带来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就在我们津津乐道于迅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由无数流动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风险也在迅速地累积。

    眼见得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窗，严严实实，最弱小的孩童们的校园，却有许多并没有完整的封闭和足够的安保；眼见得无数的外地人拥挤在新兴的沿海都市，警力的配备依旧根据户籍人口而安排；而更为重要的，面对一个充满无数冲突的大社会，并没有一套合用的博奕规则，而依旧幻想着用小社会的手段加以应对，面对冲突，仍然试图由权力充当主角，采用压制、调解的方式，以权力迫使当事人就范，表面上维持了稳定，但长期来说往往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风险。

    劳方与资方、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本地人与外地人、有车族和步行族……无一不处在相应的利益冲突当中，对于如此复杂纷繁的现实，没有什么特定的阶层或团体有能力超然于社会冲突之上，并将风险一一化解，毋宁说，任何阶层或团体本身也就是冲突的一方，考虑到我们社会特定的改革模式中权力的主动角色，权力本身也往往是利益冲突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宪政法治的博奕乃是社会达成秩序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化解风险的唯一途径，那种以和谐为名，以权力为主角的模式，可以应一时之需，却难以长治久安。

     如何面对充满冲突的社会，化解冲突释放风险，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随处不在的冲突与风险很难依靠压制而消弭，也不可能仅通过权力的单向调解而实现，只有通过更为发达的宪政法治体系，通过将所有阶层和团体都纳入到规则的约束当中来，才能达成动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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