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是浙江反抗外资入侵，发起保路运动的产物。1907年10月5日，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浙江兴业银行成立。这正是山西票号的李宏龄等人，酝酿发起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前不久。尽管浙江兴业也与官僚资本过往甚密，其股东中，更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南浔“四象八牛”家族子孙，可是，它诞生之后，就把和民族工商业携手发展，作为自身之基，发家之本。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山西票号紧靠清政府，上海银行、兴业银行联袂民间企业，“利”都是其根本的出发点。然而，眼光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两者的取向不同，命运不同，更造成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不同。

号称“中国第一实业家”的张謇，1899年所办的大生纱厂开工，所有的本钱，都用来投资固定资产，手头没有周转资金，先前别人答应的投资又无法兑现，他“仰天俯地，一筹莫展”。这时，刚刚成立并不宽裕的浙江兴业银行，给张謇解了燃眉之急。从此之后，浙江兴业银行与张謇的大生企业结成秦晋之好，张謇终生感激不尽。

“火柴大王”刘鸿生，也颇得浙江兴业银行之助。由于日本火柴业的侵入，刘鸿生的工厂一度资金紧张，外界风传他即将倒闭。刘鸿生只得去找当时号称“中国摩根”的宋子文，希望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主要是股票）抵押给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宋子文哈哈大笑，“O.S.（刘鸿生名字的英文缩写）的股票，现在连草纸都不如了！”这时，还是浙江兴业银行毅然出手，向刘鸿生贷款250万元。

与浙江兴业银行相助成长的企业，有名的还有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陈万运和沈九成办的三友实业社、商务印书馆以及杭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等。浙江兴业银行还主动出资100万元，承担了钱江大桥一半的贷款，它对钱江大桥的贡献至今为人所称道。

致命的资本洁癖

管理上“黑社会化”的自闭、业务上在汇兑和拆借上踩钢丝，并不是山西票号最致命的弱点。管理可以改革、业务可以变更，这些只是皮相，不是本原。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维新变法”的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面前。

然而，在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面前，他们以和满清政府相似的思维、雷同的理由、同样的武断和固执，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山西票号对于资本的致命洁癖，对于独占权力的病态痴迷。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办银行设想的，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写《资政新篇》的洪仁玕，那是1859年。山西票号在当时，不知道或者不认同开银行的主张，没能够“先知先觉”，确实情有可原。可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一浪一浪风起云涌，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就相当地说不过去了。容闳、郑观应、汪康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唐廷枢、李鸿章、马建忠这些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都曾经建议、甚至着手做过开办银行的努力。真正推动了第一家银行创立的，是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已经有30家银行，而在此期间，票号毫无动作，坐以待毙。

晋商真相(一）
晋商真相（二）
晋商真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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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真相（九）
晋商真相（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