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在美国见识过现代银行业的陈光甫，主动地向民族工商业伸出了手。“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是陈光甫的经营路线，这句口号可能会让如日中天时的山西票号笑掉大牙。山西票号称雄海内外数十年，却几乎没有扶植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企业。陈光甫则不同。他的上海银行虽然小，却和两个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企业家——荣氏家族的荣宗敬、状元企业家张謇并肩成长。同时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两面夹击，让他对荣宗敬的“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悲愤之叹深有同感，1934年，当汇丰银行想要拍卖陷入困境的申新纱厂（荣家的产业）时，陈光甫竭力奔走，促使南京国民党财政部出面设法挽救。

陈光甫的上海银行，与民族工商业同气连枝，可是，他并不像山西票号一样，盲目地搞“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用贷款，而是以抵押贷款为主。一位当年陈光甫的手下，在解放后回忆，上海银行当时既不像票号一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汇兑，又不像钱庄，可以做银元银两兑换的生意，更不敢像《子夜》里的老赵一样，做公债库券的投机。上海银行当时的贷款，主要是堆栈押款、货物押汇、厂家押款、往来透支，这些属于“对物信用”，基本都有抵押，虽然麻烦，但是，却比“万两银子一句话”的做法可靠安全。上海银行虽然是新生的小银行，却在对民族工商业贷款方面，异军突起。在江苏、上海、浙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确实应该给陈光甫的上海银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票号也有不少为人称道的善举，然而，上海银行的善举，更具有现代意义。陈光甫首创了农业贷款，他提出，“此种贷款不特时短，具有流动性，数量零星，甚为稳妥，而且对繁荣农村、辅助农业经济之发展有很重要意义。”章士钊曾送给陈光甫一副对联，上书“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正是陈光甫及其上海银行的写照。

不少研究山西票号的专家，在谈到票号在清亡后的悲惨命运时都说，为何票号一蹶不振，而南方的钱庄却能够在演变为银行之后生生不息，令人遗憾。陈光甫喝了洋墨水回来，独辟蹊径，尚有“特殊原因”，可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成功，却与山西票号的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凸现出山西票号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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