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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卫锋的这篇《晋商真相》,正好是在胡玫导演、陈建斌主演的《乔家大院》播出时发表的。晋商这个泡泡越吹越大,越吹越玄,其实,晋商经商的手法,无非是弄了点孔子的门面,再加点韩老的权谋,没有一点新东西。倒是当时的东南钱庄,如果不被历史打断,没准真能出个汇丰花旗。
电视本来就是一娱乐,可笑的是真有人拿他当历史看。要是哪个倒霉蛋真信了这些所谓的晋商神话,拿它当投资管理的指南,那就是可悲了。当然,如果明知晋商是个充满谎言的泡沫,还故意吹嘘它欺骗大众,以达到某些现实的利益,那就是可耻。
晋商真相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晋商一样幸运,凭着天时、地利,迅速爬上了财富的神话巅峰;孰不知,也很少有人像山西票号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天赐良机,以狂热的执著去抱残守缺,以天才的精明来糊涂犯傻。
100年后,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留下了一座座销金窟,供后人参观凭吊。可是,山西票号的神话,留下的不应只是这一堆堆华丽的废墟。我们许多人还在继续编造、装饰这个泡沫般的商业神话,在电视和小说的幻象中,圆一个“祖上曾经阔过”的大梦;或许,去寻找历史的真相更有现实意义——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因何而败?那些神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故事,为何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今天的人们,如何才能不让票号的悲剧重演?
“黑社会化”管理的两面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晋商最辉煌、最突出的,却是票号。其他行业的商人,与徽商、浙商相比,并无明显的过人之处,因此,谈晋商,往往就是谈票号。在关于票号起源的争论中,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票号乃是顾炎武所创。顾炎武与傅青主,为了反清复明,在山西一带开设票号。为什么在山西开票号?反清复明需要大量金钱,用票号来汇集、操纵资金最好不过;山西离北京近,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捣黄龙;票号运银子要找大批人马护镖,这正是他们秘密练兵的最佳掩饰。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
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大德通票号规定,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三年期满,从外地回到总部时,不能直接回家,必须先回票号;凡是在外地买的东西,即使是家里用的,也要先寄到总部,总部验过货之后,才能给家里,“以免生疑”。这是防止职工和家里商量“小算盘”,损公肥私。
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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