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没出稿子了。

采访和写字儿是俩状态。去大具之前挺在状态，每天都能写。从大具回来，一时转不过弯儿，写不下去了。

我只好洗澡，拖地板，煮鱼丸。

连着几天睡得都不好。

在头台村，老和发给我的屋子太老了，直往下掉土，我往土沫沫床上仰面一躺，可能是最近胖了，房子一晃荡，就迷了眼睛。房间没窗帘，也没有门闩，虽然明知自己身处质朴和安全的山村，还是很不争气地产生了不安全感，遂用一条小板凳把门掩住。然后给福州的阿黄哥哥发了个短信。

阿黄哥哥很贴心地叮嘱我：遇事不要反抗！

他还真是很会关心人，怕我被先奸后杀：）

我没有反抗地迷糊了几个小时。天快亮时睡熟。

从大具回来，和另一个东巴的沟通出现障碍。另一个东巴是我的重点：大具下里都村的NO1大东巴，82岁老人和国华。

我和大东巴沟通不利，他只能听、讲极简单的汉话，比如“照相，2块钱”之类的，而我又听不懂纳西话。起先，我们之间靠他徒弟，头台村的和珍来沟通。我们沟通得很不好，和珍说大东巴没有时间，也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建议我采访别人。我问他，大东巴的儿子会不会讲汉话，我能不能和他儿子谈一谈？和珍说，他儿子也不会听汉话。

我有点糊涂，又有点气，又觉这里面的气氛颇古怪。

我就又睡不好——老有个声音说，这事儿太怪了。

我一向信任别人。

这次也信任。我不能不信任，质疑会让我失去心里的喜欢，这份喜欢是通过一起上班一起回家一起说话一起吃饭得来了，没了喜欢，写不好。

我老是出现在大东巴上班的东巴宫，看了他好几场表演。我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手里来来去去的法杖、牛角、海螺，看着他脖子上的挂珠、铜盒、金刚杵……后来，我看到一个女孩儿，穿着校服，陪着他走路。

她是大东巴的孙女。我和她说话。问了那个最想问的问题，答案很好又很不好。我留了她的手机。

我睡不好，不知道第二天情况会不会变好一些。

我又出现又出现，在东巴宫他上班的地方，给他拍照，和他说话，帮他招呼游客：“照相2块钱，老东巴出来赚点儿零花钱。”

然后战战兢兢地问：“我—能—去—你—家—吗？我—想—拍—你—念—经—书。”

大东巴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说可以。我们约好在周六。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做翻译？他儿子忙，孙女上学。

这事儿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现在，我需要一点儿状态，把雪花村完稿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