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也就是8月13日，早晨起来阳光明媚，按照教练的指示，我爬上了噶洛寺后面一座不高的小山，来到山顶，我绕着布满山顶的经幡慢慢行走，因为教练告诉我们这种适应性行走可以减轻高反带来的头疼症状。我像以往看到的转山、转水的虔诚的藏民一样围绕着布满经幡的玛尼石堆顺时针行走，心中祈祷着我们的运气——期待天公作美、期待我们可以顺利登顶。走了一会儿果然头疼的症状减轻了一些，想到还要下来安排一天的行程，就慢慢的走下山来。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回到营地后听到的一条让我十分忐忑的消息：我们的部分队员在个别人的带领下“围攻”了教练，要求教练改变原定计划，提前进驻前进营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找到了教练组长索朗顿珠教练，他转达了那些人的意见，问我的意见如何。其实在前一天我就已经感到了很多无奈，我的队员们个个都是“大腕”，他们中的个别人在平时户外活动中的能力很强，加上些许的自负和习惯性的“霸道”，使得他们很难尊重别人的意见，他们理解的团队精神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早就感到我没有能力说服他们了。于是我告诉索顿教练：我们都是外行，自己的想象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登山方面藏队的教练们个个都是专家，由教练安排。经过教练的考虑，决定留在大本营进行适应性训练，体能好的队员可以重装向前进营地方向训练。这样的决定既符合登山运动的规律，又考虑到了改变计划是对队员的不尊重。事实证明了这个决定的英明正确，这一天提前进山的另外三位教练在前进营地遇到的暴风雪的恶劣天气，大雪压垮了帐篷，气温急剧下降，韩国部分队员非常艰苦的撤回了大本营、并且有人患病。
尽管在黄昏的灿烂阳光下，队员们享受着羌塘草原的美丽景色，尽管念青唐古拉的小鸟与人友好和谐相处的安详会让人感到温馨，然而一种躁动、狂妄和不协调的情绪已经在队伍中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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