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两个中年妇女身边

闲云

党的十七大于2007年10月15日召开，我于11日乘136次动车组赴京做一些相关工作。和谐号动车组开行以来，听说感觉很好，但还没体验过，故此，特地选择了这趟车，心中自然有些高兴，谁知却坐在了两个中年妇女身边，着实忍受了一路的痛苦，抵消了动车组带来的新鲜的感受。不过，细细品味不断飘入耳朵的闲言碎语，倒也另有一番情趣，也算是苦中作乐的一种补偿吧。

两位女士，年龄大概在四十五至五十之间的样子。挨着窗户的那个比较胖，样子有点儿像斯琴高娃，为方便起见，姑且称她为肥姐吧。中间座位的这个倒还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路上背对着我，无法看清，也就把握不出她的特点来。唉，有了，她一路上唠叨个不停，难得让我的耳膜有稍闲的时候，就叫她叨姐还比较合适。

别把我想歪了，就这个年龄的女人还会让我动心？我真得想清静一会儿，可那该死的高音一刻不停地向我的耳朵眼里直灌，不得已，只好拾听两句。

“唉，我说，从海南回来你的脸上这块斑又重了。”叨姐开始发话了。

此时，车尚未开行，我正往车窗外观瞧，眼睛的余光顺便瞥了一下肥姐，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她是肥姐呢？肥姐白白的皮肤，圆阔大脸，但恰恰就在这张大脸的正脸颊上有一片（另一边肯定也有）异处：皮肤已经变成得透明，皮肤底下细细的丝丝血管清晰可见，血色红中带紫，就像一小片紫红色的网，覆盖在白白的大脸上。是那样的夺目，看上一眼，怎么也忘不掉。

话音刚落，肥姐即刻拉开面前精致的手提包，摸出一片小镜，打开一盒化妆品，一手拿镜子，一手拿扑饼，往脸上擦着什么东西。边擦边说，“这下可以了吧？”“比刚才好多了。”在我看来，和先前没什么两样。人就是这样，为别人活着，准确地说，为他人的说法、看法而活着。明明镜子就在自己的手中，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但非要别人认可了才觉得踏实、心安理得，否则就会忐忑不安。听了叨姐的话，肥姐长出了口气。

“都是这次去海南给整的。前些天去海南看房子，天热得很，本来想在那儿买套房子，可我不喜欢那儿的气候，天太热，我有点儿受不了，所以没定下来。这次去北京，看看房子，有合适的就定下来。”

一路之上，叨姐的脸始终朝着肥姐的方向，发问着、引导着，牢牢把握着话语的主动权。这样的姿势能保持五个多小时，也真有点能耐。而肥姐则显得有些臃容，目视前言，以应答的方式，使谈话向下不断延续。给我一种感觉，好像叨姐在刻意地维系着这次交谈，不想浪费这难得的机遇，在有意讨好肥姐似的。尽管从闲扯中也听出两人、甚至两家的关系很好，但仍掩盖不住心理上的一强一弱、一主一辅的地位，它反映的很可能是两个家庭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的差别。

故事就在这问答中徐徐展开。

故事一：一部手机与一个赖皮男人。由叨姐主讲。说的是一个离异的男人，带着一个上学的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欠有不少的外债，其中一个债权人就是叨姐的妹妹。此小妹要起诉这个老赖，没有办法，老赖通过关系找到了叨姐，一来二去，叨姐做了不少工作，小妹没有付诸行动，但很生叨姐的气。以至于姐妹一见面，小妹就先发治人：以后别再给我提他的事，非起诉他不可。在这个过过程中，老赖渐渐地和叨姐混得成了熟人和朋友。一日，叨姐新买了个三星手机，顿时，她有了一两个手机。老赖得知后，就向她张口：“老姐，我的手机丢了，把你新买的手机让我用两天，我一买手机就还给你。”叨姐二话没说，打开手机，取出机卡，就把机子递了过去。一晃过了多日，不见送还手机，叨忍不住给老赖打电话，老赖说马上去买。就这样，一方不停地催，另一方编织种种理由予以搪塞。到了最后，就在上这趟车前个把小时，老赖也没把手机还上。倒是老赖有些不耐烦了：“不就是借你个破手机吗，催死人了，回来还你个新的。”瞧，欠债的成了爷，要帐的倒成了孙子，这是什么理？现如今，就是这个世道!

故事二：前卫女子。主讲人肥姐。“我的侄女快要生了，”肥姐说。“她没结婚生什么孩子？”叨姐疑惑不解。

“她也不小了。我哥嫂催她结婚，她却说，‘结什么婚呀，回来我给你们造一个孩子不就行了。’有一次我和她去唱歌，她看中了一位年轻歌手，随即她就借了他的种怀孕了。这个男孩高高的个子，是新疆人，才二十岁，英俊漂亮。她和他签了协议：她对这个男孩进行包装，让他在北京上学，将来他成名后，男孩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我侄女所有。你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既想要孩子，又不愿受婚姻的拖累，太开放了。我哥嫂也管不了她，也就由着她。”这是个别现象还是一种趋势，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经济的独立和女权主义折的发展，独身和单亲家庭会越来越多。

故事之三：算命先生。主讲人肥姐。我们和算命先生是朋友。有一次，算过后，我给他封了三百元的红包，请客花了六百元，图个三六九的吉利。他总是找我们家里人帮忙，不是批地就是说人的事，没给我们帮过什么忙。就是算卦我也不欠他的人情。现在的社会，没本事的人只能低三下四地求人，求一次两次还可以，多了就不灵了。于其求人不如求已，掌握一技之长，既可立身又可助人，即便是算卦，不也经常有人求着吗？况且，越是发达地区的人，越是富人、大官人越想掌握那捉摸不定的命运和前程。

故事之四：拒绝入内。主讲人叨姐。我不喜欢人进家里，当然朋友除外。我一天只在下午的时候才开一次窗户，透透风。别人进家里，尤其是男人，脱了鞋，即使人走了，开了半天窗户，屋里还有臭味。这让我想起了早年听过的一个故事：乡下的朋友来到了城里朋友的家，把带来的行李放在了沙发上，几个老朋友在眉飞色舞地闲聊，这时家里的女主人来了，进屋看到这一情形，气不打一处来，满脸她怒气，二话没说，拎起沙发上的带有尘土的行李，一把从窗户扔了下去。乡下人哪见过这阵势，吓得逃命似得跑出来，到楼下拾起那惹祸的行李，抬头看了看，走多远仍能听到女主人那高八度的声音。自此再也没乡下人踏入过这家的门槛，包括乡下的家人。叨姐的心态不正是那个女主人的很好的诠释吗？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时至今日，农村的父母最担心的事仍是进城落户的儿子取一个城里的媳妇，不是父母不接纳媳妇而是害怕媳妇不接纳这些乡下的他们。多少这样组合的家庭仍在饱受着生活差异的折磨，心理上的阴影会不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说到高兴处，叨姐向肥姐炫耀她新买的手机，特别是强大的音乐播放功能。旋即，从叨姐手机里飞出的音乐和歌声在车厢里四处乱窜，撞击着人们的耳膜，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无法逃避这吵杂的环境。

此时的她们俩却仍在大谈特谈周围的人们没有素质。

这时我才找到了生活中噪音无处不在的原因：中国人个人自由是绝对的，尤其是话语权的自由，周围的其他人是不存在的，真应了那句话，叫目中无人，目空一切。试想如果稍微考虑他人感受的话，“我”能这样肆无忌dan？中国人的自由观一日不吵杂的状况就一日不会得到改变。

“旅客同志们，北京西站到了，请带好随身的行李物品……”女播音员甜美声音的响起，一种被释放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