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我只有一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我生长在乡下，小学为邻，中学离村子也不出三里，但大学却很是遥远，因为它当时中止了录生工作，上大学是要推荐的，其当然遥远而且渺茫。

    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个活跃的人，有一天，他得意地决定，要率自己的几十个乡下孩子见识一下大学，便是陕西师范大学。步行几十里，进入一个幽美的园，穿梭花木之间，仰望图书馆爬着青藤的红窗，踏了踏又明亮又宽大的教室的台阶，竟对斯大学产生了深度喜欢，并暗中向往。

    几个春秋以后，乾坤扭转，大学之门骤然打开，似乎到处都在招手。不过陕西师范大学古雅的图书馆及其周边的垂柳昂杉，曲槐直松，反复挠我的心。别无所念，惟思斯校，从而毅然择之。

    我一直不敢骄傲地认为此乃缘分，因为缘分便把我和我的大学对等了。我有种种理由证明，当它的学生属于我的幸运。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此帐我还是清楚的。

   哲学是我的专业，但作家却是我的理想，要兼顾显然不易。然而在斯校数年，我不但收获了一种哲学思维，而且还得以发表作品，真是有福了。其气氛宽松，老师也能积极给予，确实是求智得智，求道得道。阎景翰老师，刘路老师，刘明琪老师，指导过我的写作。循循善诱，诲而不倦。曹冷泉老师和畅广元老师，评点过我的文章。所圈所批，久而弥新。他们的故事，我曾经一再叙述，因为扬其善就是扬斯校之美，就是颂斯校之风。他们无一是我所修专业的老师，不过他们待我无一不是喜悦的，扶我以诚的，对我有启示的，甚至给我以肩膀让我站立的。

    毕业之后，我在社会上闯荡，难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陕西师范大学却始终是我的后盾和平台。出版了一点著作，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大学都注意到了，并给以鼓励。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母校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我的关于文学的第一个讲座，是母校的张国俊老师邀请的。2002年春日，陕西省作家协会主持讨论我的一部散文集，裴亚莉老师发言说：“朱鸿虽然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不过我觉得他一直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人。”我和裴老师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她透露的是一种信息，它使我感到了母校的仁爱和温暖。

    忽然有意回到我的大学来执教，便投书时任校长的赵世超先生。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之举显然是冒昧的，不料赵校长的支持坚决而慷慨，于是我就成了斯校的一位老师。教学自有其秩序，作为新手，我确实还有种种陌生的细节，鲍海波老师和王敏芝老师便帮助我，甚至代我做计量和填表之类的琐碎工作。想从新闻与传播学院转到文学院去，李西建院长和付功振老师便设法接收，使我归位于文学岗位。张宗涛老师所安排的课，为我留下了游刃有余的空间，以方便写作。

   从1999年起，我便收集陕西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资料，艰难之极，又不清楚怎么筹措经费，遂在外地调查之际，总是寻找朋友，希望旅馆能够打折，难免尴尬，甚至狼狈。回到斯校以后，我仍在悄悄做这件事情。主管人才引进的张建祥副校长发现了我的窘境，立即通知我使用科研启动费，河水便奔流了。我尤其感动的是，现任校长房喻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约我，认为我的资料收集是抢救工作，有意义，建议我申请科研经费，并说：“出门在外，也不能太艰苦，不能住的太差！”我不知道房喻先生是从谁那里获悉了我的状况的，然而我知道有一次，他到文学院去考察，还提到学术要包容，要尊重个性，给了我准备之中的研究以肯定。

    也许有人以为我是在发布感恩榜。有这样的意思，我不会掩饰。在世间，即使给我一臂之力，我对他的谢忱也永无止境。一张感恩榜根本不能尽我之意。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究竟凭什么得到这所大学如此之久且重的支持呢？我究竟给它做了什么呢？我何德之有，何功之有，何言之有？遂感到十分渐愧和歉疚。有时候便安慰自己，认为斯校固有其厚德载物之品质，人文主义之蕴含，所以凡是它的学生，对谁都是支持的。然而我仍觉得自己幸运之极，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

    我偶尔会想应该以什么方式给我的大学一些贡献。我有瓦当收藏的兴趣，也收藏了几个好的瓦当，我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捐出来，充实斯校的博物馆，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大学如此久且重的支持，显然不是为了得到几个瓦当，而且瓦当也担不起，遂觉得自己的所想有一点荒诞和可笑。

    也许这所大学支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求，它仅仅是按照斯校固有的原则行动。只要它的学生有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它对谁都是支持的，这是它的传统。人一旦在斯校浸染，斯校的传统便要渗进他的血液。我以为，感恩榜上的那些人，都是斯校传统的担当者和发扬者。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有大的文章，否则就辜负了我的大学。

    希腊英雄珀耳修斯是冒险才取得女妖墨杜萨之头的。把墨杜萨之头对准谁，谁就会变成石头，珀耳修斯当然伟大。我以什么成果完成我的精神冒险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舒服的，不过他们吃了禁果，从而辨别善恶，懂得羞耻，遂有文明，亚当和夏娃当然伟大。我以为在艺术上和思想要超越一点，就应该像珀耳修斯学习，像亚当和夏娃学习。苟且偷安是不行的。

    我只有一所大学，但它的激励却是强劲的，这就够了。我喜欢我的大学。

                              原载光明日报.2008年12月5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