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6岁就外出谋生了，他的母亲无日不思念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儿子好吃面片，只要回家，她总会又薄又筋地给儿子擀一案。1949年，她儿子进入西安3507被服厂工作。那是一家军方所辖的单位，星期四休息。星期三下班，她儿子便徒步20里，赶至家多是晚上了。在无穷无尽的星空下，他远远看到一派树木，接着就看到母亲站在村口接自己。面片已经摊在案上，一会儿就煮熟。母亲给碗里调上盐，醋，辣子，葱花，端给儿子，见儿子吃得很香才高兴。儿子娶了妻子，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便沉重起来。为了快一点儿回家，1962年他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几年以后骑坏了，在1970年又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几年以后又骑坏了。母亲渐渐也老了，然而她仍会在星期三的晚上走过窄巷，到村口去接儿子。父亲的母亲在清政府统治下裹了脚，是一个三寸金莲式的妇女，大约六十五岁以后便拄着拐棍。冬天的晚上，她会通过黑暗中自行车颠簸的响声辨别是否是儿子的自行车。不等到儿子，她就一直站在村口。白发苍苍，长风拂襟，她拄着磨得发光的荆木拐棍，向着乡间小路举目而望。夜色如海，什么也没有，她便侧耳而闻，以捕捉儿子所骑的自行车的响声。

    我儿子的母亲在他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就让其欣赏音乐，谨防患病，以不服药，不打针，当然也不接触电子设备。一旦出生，成为婴儿，她便给他唱歌吟谣。她慢慢地教他坐，爬，翻身，站立，走路。给他蒸鲜嫩的鸡蛋，先滴一点酱油，再滴一点香油。蒸鲳鱼，蒸鲈鱼，蒸鳕鱼，手指入肉，一丝一毫地探索着挤出硬刺，软刺，一切骨质，喂她的儿子。衣服每日必换，但发型却是要养成风格，所以有几年她儿子是西瓜皮发型，小区的人都夸其活泼，她便得意地笑。反复选择幼儿园，对老师交心致礼，亲如姊妹，以使之能照顾儿子。终于上小学了，由她带儿子读书，朝送暮接，任其酷暑，严寒，春暖，秋凉，从一年级到了五年级。到处打探消息，以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英语班，好的奥林匹克数学班，并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带儿子去学习。她检查作业，字潦草当工整，应用题公式不全当补齐，逼着背诵要背诵的诗，英语的单词或句子，通过网络购买所谓教育家推荐的书让儿子阅览。拜师傅以教轮滑，以教打乒乓球，卒以网球运动为儿子所欢愉。儿子偶染小疾，她便忧伤自己，慎诊其医。她让儿子对同学宽容，对老师尊重，在街上或小区见到长者，要主动且热情地问候。撒谎不行，偷懒不行，饭前不洗手和饭后不刷牙都不行。她仿佛是一个艺术家，手握一把雕刻刀，要竭尽其力地凿磨出一个为世所用的绅士或君子。

    我的母亲79岁了。2000年一场猝发的脑血栓给她留下了沉疴，举筷不稳，投足不捷，言语不清。她白发满头，其样子看起来真是日薄西山，木枯霜野。然而她见我，必问下班了或怎么没有上班，嘱食嘱穿，怕我饿，怕我冷。她待我依然如待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儿，实际上我已经知天命了。

    母亲对我的养育和教导完全是勤勤恳恳，劳骨苦志。她的恩情比天大，比山高。1977年，可以通过考大学离开农村了，这是吾辈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我不敢丧失机会，一定要上大学。可惜有一段社会在愚民，首当其害的是学生，他们把课本里的知识都扒光了，老师的课堂上也很荒芜，于是吾曹的脑子也就空空如也，考大学遂难以顺利。我便夜以继日地钻研，每天几乎学习十五小时以上，累得脑胀，入眠如死，早晨起床闹钟也叫不醒。我就让母亲叫我，她点了点头，说：“行！”从此，她每天早晨五点半俯在我屋的窗口喊我名字，因为太睏了，太乏了，往往醒来应答一声旋即睡去。她不见我的动静，便又过来喊我，有时候再二再三地过来喊。我考了三年，她喊了我三年。显然，是母亲帮助我实现了上大学的理想。母亲在窗口喊我的印象入神融魄，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梦到她站在厦房的檐下，轻轻地，一遍一遍地呼唤我，既怕我醒不来，又怕我睡不足。她的声音仿佛鸽子飞在天空，飞在我澄明的灵魂之中。

    父亲的母亲姓田，儿子的母亲姓李，我的母亲也姓李。她们在不同的年代，从不同的地方，嫁在朱家，不过她们都是一样地用丰沛的感情爱自己的儿子。

    实际上在千门万户的中国之天下，在中国文化圈，凡是母亲，无不在用丰沛的感情爱自己的孩子，并殷殷盼其成为社会的栋梁。家之兴，国之和，缺少了母爱的滋润是不行的。母爱是中国的道，文化的宝，传统的精华，是一以贯之的永恒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民族所赋予的使命。母爱至尊，母爱如流。

               二0一二年四月二日于窄门堡

            原载散文选刊.原创版.2012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