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复建”与文物拆除何以并存

（复古与拆旧）

华说

复建古城与拆除文物，一正一反，看上去似乎势同水火的两件事情，在当下的神州地大地上，却奇怪地“并世而立”着。

不知怎么一来，这个古老国度的众多的地方主事者，这些年来忽然不约而同地“发思古之幽情”了。一项项宏伟的古城“复兴计划”联袂而出，令人目不暇接：这边厢，河南开封市决定将开封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那边厢，甘肃敦煌拟投资30亿元复建敦煌古城，以汉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题，对历史城市格局、建筑文化、宗教艺术、商贸流通、民族交融、生活和娱乐等进行体验式还原和提升。这边厢，北京宣布启动“名城标志性历史建筑恢复工程”；那边厢，苏州宣布将分段、逐步重点恢复、修建苏州“古城墙”。这边厢，河北滦县计划投资50亿元复建滦州古城，占地2000余亩，再现昔日滦州胜景。那边厢，云南昆明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已经破土动工，“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这边厢，西夏古城项目在银川市西夏区启动建设。那边厢，占地1平方公里的骊靬古城复建项目在甘肃金昌市开工……公开报道的数据说，国内有不少于30个城市已经或者正准备加入这一古城重建风潮，计划投资的金额少则数亿、多则上百乃至上千亿。

与这轰轰烈烈的“造成”运动一路同行的，是各地“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的频频告急。在旧城改造中，山东聊城古城的历史文化街区原貌化作瓦砾；为了修建一条公路，云南大理拆除了唐代的古城墙；在商品房开发的挖掘机下，江苏镇江13座宋元粮仓遗址被生生地强行拆迁……此外，众多的历史建筑、名人故居亦纷纷被“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自然，最终的结果大抵是只见拆除，未见“维修”和“保护”。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一边是大兴土木地“古城复建”，一边是不遗余力地大肆拆除古旧建筑，倘若以文物保护之角度审视之，则其行为荒诞和荒谬得可笑。因为文物的生命与价值，正在于真实和完整。而这真实与完整，不仅在于文物本身，还包括与与周围环境的自然和谐。投入巨额资或“重建古城”，或恢复文物的“原貌”，或“异地迁建”之类，只不过是在包装一个“假古董”而已，与真正的文物保护南辕而北辙。但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对牛弹琴，而且那责任，不在于牛，而在于弹琴者。因为那所谓的“古城复建”，其心思原本就不在什么文物上——倘若如此，不会有那么多的真文物被拆除，与其探讨什么文物保护之法，责之以“建造假古董、破坏真文物”，是批评者自己过于书呆子气了

“复古”与“拆旧”，表面看上去对立与冲突，就像韩非子笔下那个街头卖矛盾之人，极口夸耀自己的矛与盾而最终无法自圆其说。但实际上，却是相反而相成，更为准确地说，是殊途而同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地方主事者而言，“复古”也罢，“拆旧”也罢，这两把剑的目标，只有一个“沛公”——地方经济发展与个人政绩。换言之，其对“古”也无爱，对“旧”也无恨，之所以要“复古”而“拆旧”，只不过是其实现结果的一种手段，通往目的地的一条途径而已。

集“复古”与“拆旧”于一身的“古城重建”，为众多的地方主事者爱不释手，是并不出人意料的。那原因，一言以蔽之，立竿见影而且一石二鸟也。“古城重建”，必须先拆而后建，一拆一建，一方面直接需要巨大的投资注入，另一方面也有望带动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兴起，从而带动消费。 “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意味着 GDP的增长，意味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止此也，一拆一建，破破烂烂的旧城区也能够在时间内得以迅速改观。无论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是城市外在形象的“旧貌换新颜”，对当政者而言，都是其政绩簿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带来的，不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成就感，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仕途竞争中的砝码。

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官员，都希望能够一展自己的才能，以此赢得民众的口碑，获得升迁的机会，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何以中国的官员能够迅速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实践，而别国的官员却不能？为什么 “大拆大建” 在中国远为普遍和频繁，而在别国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文物、古建筑却能够保护完好？

若干年，曾经有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真实事件：一位中国市长热情邀请一位美国市长前来访问。美国市长感谢之余表示为难，因为自己所在的机构没有此项花费的预算，而自己也负担不起这笔费用。中国市长豪爽地一拍胸脯，表示此乃小事一桩，此笔费用可由其一体承担。翻出这桩往事，无意于进行是非褒贬，只不过是这一往事，可以从中清楚看出上述问题的端倪所在：人们的行为不同，是因为人们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不同。

譬如说罢，修建一条公路，在发达国家如果遇到产权、环保纠纷，一场场官司打下来，足以让业主为之却步，可能十年也未必能够完工。但在中国，产权、环保纠纷一般不会成为实质性的障碍，道路修建会按计划甚至提前完工。这里的关键，是相比于别国，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拥有着强大的权力，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因为掌控着众多的资源，可以直接决断，直接投资建设，又因为政府部门同时又具有强制力，纠纷往往会得到快速处置。

很明显，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孰优孰劣，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论。但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较低，因而较有效率。当然，这效率也是两方面的，从建设的角度看有效率，从破坏的角度看也有效率。文物保护的现状，即是活生生的一例。

201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