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成本

华说

“您幸福吗？”“我姓曾。”“您幸福吗？”“我耳朵不好。”“您幸福吗？”“怎么的，什么意思？”……这段时间，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央视满大街地逮谁问谁：“您幸福吗？”连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也未能幸免：“您幸福吗？”“我不知道。”自然，这是大实话。不过，与上述的回答相比，“略输文采”，我以为。

“您幸福吗？”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不亚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不要说在大马路上被人拦住，猝不及防那冷不丁的一问而一时“竟无语凝噎”，就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扪心自问苦思冥想，大抵也未必能够找到答案。因为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这一问题，人类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苦苦地追问，然而，很遗憾，至今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

幸福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幸福？说高深也高深，说简单也简单。说高深，是古往今来无数人类顶级的脑子——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参与其中，却莫衷一是，迄今没有令人满意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答案。说简单，是极微小的事情亦能令人感到幸福：一碗热饭对于一个饥肠辘辘之人而言是幸福；一杯白水对一个嗓子冒烟之人而言是幸福；一件破棉袄对一个冻得瑟瑟发抖之人而言是幸福……

是的，正如那句俗语所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幸福与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满大街地追着人问“您幸福吗？”，那所谓的调查能够得到结论，也只能是“我姓曾”之类的神一样的回复。更复可笑的是，据说，“幸福”如今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全国范围内，至少18个省(市、区)已经明确提出了“幸福XX”的口号，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又据说，不少地方的统计部门正在炮制出包括众多指标在内的“幸福指数”。无从知道各地的人们最终是如何“被幸福”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公之于众的所谓 “幸福指数”，大抵与百姓的疾苦无关的，其最大的用处，只不过是在当政者的政绩簿上，加上锦上添花的一笔罢了。

人有所缺，方知所缺之珍贵，念兹在兹不已。“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是也。倘若真是如此，则当下人们纠结于幸福与否的问题，分明地显示着幸福的缺失。也就是说，那种名曰“幸福”的感受，越来越难以轻易地、简单地体味到。从可观察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人们获取“幸福”的难度或者说代价越来越高，换言之，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成本越来越昂贵了。

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上，有一首得意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四者，后来一直被人们奉为俗世生活的“人生四大乐事”。既云“乐事”，则其在幸福之列也无疑。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那么且从中择其一例，来看看获取这幸福的成本是否越发得昂贵罢。没有疑问，此四者中，“洞房花烛夜”当仁不让是首选。无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之大欲，自然最有想象空间，也最吸引眼球，最容易引来“围观”。君不见，那些热播的狗血电视剧，来来去去不就是那一套“饮食男女“么！

虽然说“人是猴子变的”，但人类毕竟已经从动物进化而来，“洞房花烛夜”当然不能像动物那样草率而随便。现代文明社会，一对年轻人从相识、相知并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从花前月下到洞房花烛，还必须有一整套繁杂的礼仪制度——婚礼需要执行。而婚礼的举行，必然涉及到众多项目的花销。“洞房花烛夜”的实现，除了两个年轻人两情相悦之外，物质的保障是必须的，而这，往往是一笔庞大的支出。那么，在当下的中国，一对年轻人要获得“洞房花烛夜”的幸福，成本几何？

在这个年头谈论婚姻的事情，其实当令的很。今年恰逢双春兼闰月，听讲究规矩的老一辈人说，是一个难得的结婚好年。也因为如此，今年以来有关结婚的话题一直不断。在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结婚的成本”。自然，这些考察结婚成本的视角，都是以男性依归的。

如果没有记错，今年一开头，就曾经有一份“中国十大城市娶老婆成本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根据各地网友晒出的数据，深圳以208万位居榜首，北京、上海分别以203万、201万排名二、三。从花费的项目构成上看，最主要的支出是购买婚房。娶个老婆要花200万元以上，以国人目前的平均收入水平衡量，成本足够以“庞大”来形容，虽然这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比较数据，并不能看出结婚成本是否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不过以下的例子，则能清楚地看出时代变迁下结婚成本的水涨船高。

这是最近发表于《信息时报》上的一则报道。写这报道的记者采访了广州本土的两个小康家庭，描述了三代人、四对夫妻结婚时的情景。简而言之，其结婚成本分别如下，

1960年代。罗先生1964年与太太结婚。罗先生家中条件相对宽松。两人结婚时，在酒店摆了10桌喜宴。他表示，喜宴能在酒家摆上十桌，是很风光的事。当时很多人都只是花费100多元摆两三桌喜宴，而且还是自家煮的。总而言之，罗先生结婚花费了700元，相当于他当年18个月的工资。

1980年代。梁先生与太太1980年代初结婚。在广州的酒家摆了5桌喜宴。婚宴上的材料全部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送过去，酒楼负责加工，5桌喜宴的加工费100多元。与此同时，为结婚添置彩电、冰箱等家电花费1000元左右，家具500元，被褥500元，还有拍“结婚照”之类的花费。整个算下来，梁先生结婚花费2600元左右，当时他每月的收入有150元左右，相当于不吃不喝工作一年半。

1990年代。罗小姐1992年与先生结婚。罗小姐表示，当时他们的婚礼前后花费加起来，花了两万多。当时她丈夫一个月约有700元的收入。他们的结婚所花的钱，需要他先生不吃不喝存够28个月的薪水。对比起爸爸罗先生，她的费用差不多是爸爸妈妈当年用的30多倍。

21世纪。梁先生的儿子小梁在2009年娶媳妇。他们的喜宴在花园酒店举行，花了20万元摆了50桌。为了儿子结婚，梁先生房子重新装修作为新房，装修花费了约13万元。以外的支出还包括2万元的首饰、1万元的婚庆礼仪、4500元的婚纱照、3000多元婚纱礼服等，总的花费将近37万元。梁先生说，儿子结婚时家具用品都是直接用一些旧的，婚后也没有去蜜月旅行。

结论是惊人的。当代人结婚的成本是40年前的500多倍，而工资的增长不过是当年的100多倍。父辈当时只用1年半工资就能办成的婚礼，如今却要不吃不喝干上7年才存够这笔“老婆本”。

具体数据的准确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是上述案例所呈现出的一个事实：国人的结婚成本，在代际之间，正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快速上升。而这一点，无疑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当下网上流传的“爷爷结婚用了半斗米，父亲结婚用了半头猪，我结婚用了父母半条命……”的段子，显然是这一事实的另一种形象表述。

“洞房花烛夜”是幸福的，但这幸福的实现，这一代人与上几代人相比，所付出的代价显然要高，高得多。那急剧上涨的“结婚成本”便是一个最为直观的证据。那么，何以如今人们的结婚成本会如此高昂？以愚观之，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货币因素。这成本以货币标注，时间有价，30年前的一块钱与现在的一块钱不是同一回事，这里有利息因素，有通货膨胀因素，币值下降，以货币标注的成本自然上升。其二是结婚的项目。试看看30年前和当下新人们的婚礼清单，清单上罗列的项目岂可同日而语哉？！当年的结婚清单，一张纸可能绰绰有余；如今呢，可能几张纸都写不玩，那名目之繁多，令人叹为观止。没有疑问，这是结婚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所在。

然则何以婚礼清单的项目越来越多？也简单，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于是乎婚礼清单上的项目越来越多，而且据说都是“必需品”，都是“刚性需求”，则结婚的成本焉能不平地飞升？！同样的“洞房花烛夜”，实现的成本或者代价越来越高，自然越来越不容易达到目标。换言之，这种幸福实现的难度系数也越发地增加了。

进而言之，婚礼清单的项目越来越多，其实是源自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欲望越多，想要的东西也就越多，求之不得，烦恼频生，离幸福自然也就越远。这并非是说，想要获得幸福就必须禁止欲望。“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非常之人才能做到的。对于吾等普通民众而言，在物质丰富的年代，足够的物质保障，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但所谓“过犹不及”，耽溺于物质数量的堆积，亦非幸福之道也。霭理士（Havelock Ellis）说，欢乐与节制并存，不相反而实相成。节制防欢乐之过量，即以增欢乐的程度,“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悟道之言也。

20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