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讨薪”频发的背后

华说

公元2011年的年末，一条微博在网上流传：“民工苦，民工累；背井离乡把钱挣，累死累活大半年；老板差我万多元，拿着字据去要钱；恶人不给反出拳，钱未要到鼻骨断；相关部门都求遍，推来推去谁人管……茶饭不思泪流干，民工讨薪实在难！”

微博的主人，是一位重庆籍的农民工。从今年的11月份起，这个网名为“讨薪寒”的农民工开始陆续在网上发布以讨薪为主题的微博。在这其中，尤以这首《讨薪诗》最为人关注，并被广泛地转发。其本人也因此成为“网络讨薪”第一人。

这是“社会性讨薪”的最新一例。年关将近，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如约而至，准时准点地成为社会热点的一时之选。像往年一样，作为讨薪者的农民工，为了拿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血汗钱”，也不惮于穷尽各种可能的讨薪方式。而其中最为国人所侧目者，非“社会性讨薪”莫属。所谓“社会性讨薪”，简而言之，乃是指讨薪者“甩开大路走小道”，不寻求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试图通过各种耸人耳目的方式，引发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并最终借助舆论力量获得问题的解决。

虽然“社会性讨薪”是一个崭新的名词，但那现象，却早已有之，只不过时下出现得越发的频繁，“于今为烈”罢了。而那方式，也越发得离奇。爬上楼顶、爬上大桥、爬上塔吊的讨薪方式，已然引不起人们的关注了；举着“拍卖妻子乳房”，举着“让子弹飞，让物价飞，别让血汗工钱飞”招牌讨薪，也已然不能刺激人们的神经；于是乎“活埋自己”、 “跪拜河神”乃至“上街裸奔”这样的“行为艺术”登场了，希图一新看客和媒体的耳目。这讨薪方式的不断变迁与升级，显示着为了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讨薪者已经近乎无所不用其极了。

难道是中国的农民工都“好这一口”么？当然不是！“剑走偏锋”的讨薪方式背后的辛酸和屈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外人所能想象。然则农民工为什么仍然选择“社会性讨薪”？为只为通过正常的程序，依法讨薪的代价和成本太高了！权衡之下，他们不得不选择了“社会性讨薪”。

是的，倘若依法讨薪之道通畅，成本低，则不会有“社会性讨薪”出现。“社会性讨薪”的频发，分明地显示着正常的讨薪方式成本之高昂。正常讨薪成本有多高？重庆农民工的这首《讨薪诗》里就有着答案。在盘古开天以来，“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这位农民工拿着欠条要求老板兑现，结果却是“恶人不给反出拳，钱未要到鼻骨断”。没辙，辗转政府部门寻求帮助，结果却是“相关部门都求遍，推来推去谁人管”。没奈何，只有转向“社会性讨薪”了——上网发微博。效果是明显的：相关政府部门主动联系了他，并向其提供劳动的单位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在指定日期前支付工资。

然则这个真实案例所反映的维权成本高企是否具有普遍性？回答是肯定的。与之印证的，是来自一份名为《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数据：为了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天到21天。请注意，这920元，是走法定程序的所需支付的直接花费，没有包括来回奔波身心俱疲在内的各种显性与隐性成本！即便如此，这往往只是法律文本上的“胜利”。打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的案例，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社会性讨薪”则不然，一旦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相关部门马上会“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从而使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两厢对照，农民工讨薪之时，舍正常的法律途径而取“社会性讨薪”，岂不是一种“理性选择”？！

欠薪一事，涉及两方：欠者与被欠者。被欠者讨薪成本之高，从另一面说，其实是“欠薪”成本之低。这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如此持久而普遍的欠薪现象的存在，证明着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欠薪”的代价和成本是何等的低廉。欠薪方即使是输了官司，除了被判支付欠薪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大的损失。既然“欠薪”的代价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必然就高。需求定律并非浪得虚名，内在的道理早已说得明白。虽然今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简称“恶意欠薪罪”），但法律文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现实的运行。迄今为止，恶意欠薪入刑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欠薪”成本的提升。

不言而喻，农民工打工赚取的工资和薪水，是其个人的财产。“欠薪”的行为，明白无误地侵犯了其个人财产权利。一边是讨薪成本的居高不下，一边是欠薪成本的低位徘徊，这种鲜明的反差，无疑证明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对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维护上，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对个人财产权利的漠视，一直是这个古老国度的传统。因此，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正是这种集体文化心理意识的外在反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本月初，人社部、发改委等9部委召开会议，要求确保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各地应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当天立案并在7日内结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额1000元以上的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10人以上案件7日内结案”的规定，明白地显示着其解决欠薪的理念和立足点，是为了社会“维稳”，而非彰显个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之坚定性。

从重庆农妇熊德明请求一国之总理帮助“讨薪”至今，八年过去了。但“欠薪”依然如故，解决“欠薪”方法依然如故。倘若不从根本上着手，坚定个人财产权利之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清楚界定各方对等的责任与权利，则即便再过去八年，一切终将“涛声依旧”：每逢年底，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轰轰烈烈地展开。而个体农民工的“社会性讨薪”，将会以更出人意料的方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2011-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