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讯息费用看“跌倒干预指南”

华说

“老吾老及人之老。”说起来，尊敬老人爱护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看到一位老人在路上跌到，于情于理，一个人不能也无法袖手旁观。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个极为简单的动作，却转化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终极难题：扶，还是不扶？

在人们为之百般纠结之际，卫生部对外发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在这份指南中，对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给出了技术上的答案：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大而言之，分为两类：其一是倘若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清理口、鼻腔呕吐物，保证呼吸通畅；有抽搐，应移至平整软地面或身体下垫软物，防止碰、擦伤，必要时牙间垫较硬物，防止舌咬伤，不要硬掰抽搐肢体，防止肌肉、骨骼损伤；如呼吸、心跳停止，应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

其二，倘若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要询问是否有剧烈头痛或口角歪斜、言语不利、手脚无力等提示脑卒中的情况，如有，立即扶起老年人可能加重脑出血或脑缺血，使病情加重，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并护送老年人到医院进一步处理；查看有无提示骨折情形，如无相关专业知识，不要随便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查询有无腰、背部疼痛及大小便失禁等提示腰椎损害情形，如无相关专业知识，不要随便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如老年人试图自行站起，可协助老人缓慢起立，坐、卧休息并观察，确认无碍后方可离开；如需搬动，应保证平稳，尽量平卧休息……。

不难想象这一指南引发的社会反响。看看网上网下的议论，主流的意见，大抵是调侃、嘲讽、否定者居多。但以愚观之，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了。因为很明显，卫生部的这份指南，所要回答的，是一个“怎么扶”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已经预先设定了一个前提：发现老年人跌倒时，我们应该搀扶。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份指南从医学的专业角度，给人们予以急救知识与技术的普及，以利于更好地搀扶与施救。作为卫生主管部门，其所能做的，大抵也只能如此。此外更多的要求，则非其所能，也过于苛求了。

然而人们激烈的反应，也并非无因。说白了，这是借“指南”之酒杯，浇心中的块垒。“块垒”者何？正是“指南”之前提和基础：扶，还是不扶？显而易见，人们所纠结的这个问题的力点，不在于医学技术层面，而在于道德与法律层面。

按理说，作为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又一向自诩为“礼仪之邦”，这实在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不过事实着实令人难堪：就在不久前，武汉一位88岁的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众却无一伸出援手，最终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于是乎愤激的论者慷慨激昂地指出，此乃近年来“彭宇案”频频发生的直接恶果。个人之见，这自然是一个因素，但倘若尽归于此，则未免过于简单而轻率。因为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在“彭宇案”发生之前，“看客”现象与事件也并不鲜见。

但不管如何，“彭宇案”的发生，是造成当下的人们纠结于“扶，还是不扶？”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彭宇案”，是2006年末发生于江苏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南京小伙彭宇在车站上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搀扶她，随后与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不料后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彭宇是“肇事者”，并上诉至法院。虽然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但深感伤害的彭宇直言今后不再做好事。由此，“彭宇案”也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泛指一切做好事却不得好报的事件。

没有疑问，在“扶，还是不扶？”的问题上，“彭宇案”的频繁发生，是一个极大的负面因素。它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扶”的代价或者说成本，也因此大幅度地提升了“不扶”的可能性，这是需求定律使然。对被救助者进行道德谴责自然是容易的，但从经济学上说，他们的行为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在经济学的眼光下，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自私自利无一例外。倘若欺骗、撒谎、隐瞒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样做。这就是“经济人”的特点，无论是被救助者还救助者，都是如此。因此，当只有被救助者还救助者互相对质，而且各执一词之时，外人往往难以判断：是被救助者反咬一口敲诈救助者？还是施救者为逃避责任假充好人？“经济人”说，两者皆有可能。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其实是一个讯息费用问题。举一例罢，也是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南通汽运集团驾驶员殷红彬在路上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于是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不料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巧合的是，殷红彬驾驶的大客车装有监控视频，将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这份监控录像的存在，清楚地向外界呈现了完整的信息，从而使人们能够轻易地据此判定事情的是非曲折，没有委屈了一个做好事的人。倘若没有这份监控录像呢？可以肯定，这将是又一起 “彭宇案”。

由此可见，在“扶，还是不扶？”的论争上，人们纠缠于道德层面的好与坏，以及法律层面的公与不公，其判定的基础，正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说因为信息费用的存在，使得不同的人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莫衷一是。倘若事实信息清楚明白，则好与坏，公与不公自然黑白分明，不会有什么纷争。这样看，要减少“彭宇案”的发生，或者说鼓励人们勇于伸出援助之手，更多地选择“扶”而不是“不扶”，关键是要降低这讯息费用。这讯息费用降低，则意味着人们做好事的成本下降，做好事的人自然也就多。

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回头来看卫生部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可以发现，它虽然是一个技术指南，旨在指导人们更科学地进行施救，但其实也从一个方面降低了施救的讯息费用，譬如说，它强调救助者要区分跌到的老人意识是否清楚，不断反复强调“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其实是从一个方面尽可能地减少救助过程信息不对称，也因此降低了施救者卷入“彭宇案”的风险。很显然，这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人们加入“扶”的行列，而不只是围观，只是议论。因为最起码，你可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当然不能指望一份“技术指南”来解决“扶，还是不扶？”的社会难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因素，非“技术”所能破解。但至少，它一方面减少因为施救不当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引发的纠纷，另一方面减少了施救者的风险，因而对“扶，还是不扶？”问题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在一点上，它远远强过所有的牢骚和冷嘲热讽。

201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