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虎年，80后农民刘崇昆觉得自己骑在虎背上，进不了城，回不得村，进亦难退亦难……

80后农民工的十字路口

文/薛之砚

腊七腊八，冻死寒鸦。

腊月初八下午,我遇见农民工刘崇昆的时候，他正在北京三中的门口，头捂棉帽，斜倚着自行车，望着放学的高中生发怔——

“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最好是十几年之后，我儿子也能穿着名牌羽绒服，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同学打打闹闹走出这样的校门。”

来北京四年了，刘崇昆的普通话说的仍然有些蹩脚，不过他喜欢听胡同里的京片儿。回老家漯河的时候，他说纯粹的家乡话，要不会被人笑话冒充城里人。被窝里，他还是坚持用普通话教儿子唱童谣。

刘崇昆上一次回家还是夏天，一晃半年了，儿子该长多高了？他只能在心里猜测。北京的网吧倒是有，可老婆没法上网。为了聊天扯一根网线，一年480块钱，都够一天买一斤豆腐了，还是不舍得。一周打一次电话，儿子常常闹情绪不接，拿买玩具之类的话哄他，才肯陪大刘聊两句。

进入腊月活少了，刘崇昆心里鼓噪着想回家，可是走不了，老板也就是他表哥让他年前收账。表哥在北京开了一间店，做门头装潢、广告牌的生意，行情好的话，大刘一年能领5万块钱工资，少了3万多。欠账的大都是单位，一笔账，作揖敬烟，总得三番五次才能收回。

还有两笔帐没结，确定不了回家的日子，刘崇昆没敢提前定火车票。今年农民工可以预订团体票，可最少得十人以上，大刘恐怕还是得排队。

刘崇昆在老家河南有将近一亩地，（因为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变，妻子的地还留在娘家，儿子暂时分不到地），交给父亲耕种。靠着前两年的积蓄，大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妻子摆摊卖袜子，儿子在幼儿园读大班。让大刘犯愁的是，幼儿园不限制户口，可年后读实验小学就有点难度了——去年夏天开始，县实小涌进的新生太多，开始划片招生，限制农业户口。

要是能托关系把儿子弄到县实小读书，大刘已经觉得挺好了，这个学校的老师好歹上课还说普通话。当然，把儿子带到北京来读书最好的，可大刘问过好几所幼儿园，赞助费加生活费一年下来快奔两万了。再说，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店里能凑乎睡觉，老婆来了，得租房吧，三下五除二，那点收入也就抖搂个差不多了。

妻儿不来也不是办法，大刘也明白，什么夫妻感情啦，什么父爱缺失啦，都是个问题。可问题是回去自己开店做广告牌，县城就那么几条街几家店铺，生意估计好不了。政府、企业倒是做横幅、牌匾的大客户，可那些生意是留给老关系户的。进厂子做工？一个月一千多块钱，大刘觉得没法和现在的收入比。

从2007年，大刘每年打算，明年或者自己回家团圆或者让妻子来京，可期限拖了又拖，至今仍然银河隔双星。这次大刘想好了，如果孩子在县城读小学有困难，那就咬咬牙来北京，找个生源不太好的小学，兴许不太难进。只是，孩子的户口在老家，读到六年级还是得回去，要不然中高考还是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暂时不需要解决。国家说逐步解决户籍问题，希望儿子运气好一点，能在“逐步”之后中考。

在北京赚点钱也不容易，泥鳅一般满城穿梭。有时候客户催得急，还得连夜加班。大刘干起活来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受伤。夏天的时候安装夜光灯，从竹梯上下来，一脚踩空了，当时疼的站不起来，送到医院，裸骨骨折，打了骨钉，敷了石膏，休息了三个月才下地。

大刘在北京没有医保，5000块钱的医疗费是老板给出的，这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次过年回家还有一件事，去县医院拆骨钉。骨钉早就可以拆了，可大刘问过之后觉得太贵。大刘在家里办了农村合作医疗，但只能在当地治疗报销，像他这种在北京看病，需要提前申请，农合办同意才行。当时脚疼得要昏过去，哪里还来得及申请？

说到保险，刘崇昆心里挺不得劲。1980年出生的他今年刚刚而立之年，没事也拣几张报纸看，多少也有些焦虑。他经常打听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否办份养老保险，哪怕自己连单位该交的部分都交也行。表哥就是一个个体户，没法交，他也不好意思提。

腊八这天，30岁的农民工刘崇昆在北京。早晨没喝腊八粥，自己煮了一碗面条。中午在路边小店吃了一碗烩面。去了一家单位要账，会计说出纳不在家，让他下周一再来看看。

周六周日没人上班，大刘就得等着，盼着把帐要回来，然后，回家过年。那些让他徘徊在十字路口一般的心事，年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