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29日，一部长篇小说也没写过的金庸（实则那时也没有“金庸”这个名号），撰文《谈<</span>驯悍记>》，认为：“莎士比亚剧作的故事情节全部取材于别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于作品内容的深刻和人性刻画的生动。”读了这段话，看到金庸在其后十七年间写出的十五部小说里面有那么多取自中外文学前辈的故事情节，我们就不会莫名惊诧了。金庸东拿西拿，一一“拿来”时，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1957年，金庸刚写到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还没写完），著文《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看到其中一段话，对于金庸小说漏洞的偏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金庸是这样说的：

对武侠小说进行批评，应该针对（主题思想、人物的刻划、故事性与结构、环境的刻划）这四个主要之点来谈。……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前后指出《水浒》在细节上的错误共有百余处之多，包括潘金莲的年龄、宋仁宗的在位年代、日期、地理、官名、情理、季节等等，然而这许多小错并不损于《水浒》的伟大。……我们希望一部好的武侠小说连细节上也是完美的，但如果它本身是优秀的话，那么武技描写上偶然与前人有些雷同、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于《水浒》一书有着精到见解的马幼垣先生，正是自己表弟。

马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诸作，也指出《水浒》许多漏洞，但因写作在后，1957年的金庸不可能读到、谈到。

不仅《水浒》，《红楼梦》的漏洞也并不少。长篇叙事文字，情节上不可能完满无疵、滴水不漏，无论出于何等天才作家的笔下。西洋人说是：“荷马也有打盹的刹那。”

比较而言，金庸小说情节上的缺漏，总嫌太多了一点。

由这句“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可以想见，金庸小说中，有些漏洞固然出于作者思虑不周，有些却是金庸有意为之，根本就是明知故犯。

有些作者为了把故事编圆，宁愿在作品的表现力上有所损失；有些作者，为了提升作品表现力，宁愿作品多一些不接榫处；两种做法各有得失，金庸则属后者。

金庸小说漏洞偏多，并非粗制滥造，有意迎合读者乃至欺哄读者，至少不完全是这样。

十五部小说中，《天龙八部》漏洞尤多。

小说近于尾声，慕容复对敌段延庆，一败涂地。但从小说前部分看，慕容复的武功很可能还要比段延庆高出那么一点点。然而，不如此写，整部小说（至少慕容公子的故事）就收束不住，收束住了也不会这样有力。金庸便硬着头皮，令慕容的战斗指数瞬间急降。

最显明的，是阿朱之死。

从情节发展看，阿朱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更没有必须死在萧峰手上的道理。然而，阿朱不死，萧峰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势将减少光芒与力量，于是阿朱不得不死。

2002年，金庸对记者说：“是的，我大哭过。在写《天龙八部》时，男主角萧峰，从小就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后来发现自己最尊敬的养父、师父却是杀父仇人。这本来就够苦命，够很可怜的了，结果还因误会失手把自己唯一心爱的爱人打成重伤，最后还死在自己怀里。写到这里，我悲伤得大哭一场。有时我再看到这部分，也还会禁不住流下泪来。”尽管如此为阿朱之死而悲伤，金庸还是亲手将她送上死路。

一位母亲，对金庸说起，自己这个小女儿才十岁多一点，已经读过金庸小说。金庸有些假惺惺地，问小朋友有何指教，哪知碰上的是一位不假情面的批评家。小姑娘直言无隐：“你太坏了，为什么要让阿朱死呢？”

阿朱，在金庸手上，非死不可。

关于《天龙八部》，陈世骧先生认为：

……“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金庸之所以将陈先生写给他的两封私信附在《天龙》书后，不仅因为陈先生说了好话，更因为这些话令金庸感觉默契于心。

陈世骧先生这两封信，可以视为金庸为《天龙八部》所写《后记》的延续和补充。

要让“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要让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在陈先生看来，再高明的小说家，要实现这样的写作目标，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不能不教结构更松散。

似乎可以再补充一点，要实现这样的写作目标，《天龙八部》的漏洞必然比金庸其他作品更多。

原载《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