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第四出，汉代大名士蔡邕吟诵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琵琶记》，第三十五出，更夸张了。可以视为东汉“才女”的牛氏，牛丞相的女儿，说着千年后南宋诗人方岳的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蔡中郎读唐诗,好歹还改了三字。她可倒好，读起宋诗，竟是一字不改。

比牛氏更早，那位卷入“楚汉战争”的名女人，虞姬，眼见得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心情沉痛至于极点，终于在京剧《霸王别姬》中，发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感叹。

面对“汉朝人不应念唐人诗句”的指责，《霸》剧主要的创造者，齐如山先生，不以为意，答复说：“若认为此种情形为不合，他一定是不懂作文章的道理。”“这种见解极为幼稚。”因为元明清三代的戏剧常有这样“前人念后人诗句”的写法，至于京剧，“戏中演三代周秦两汉南北朝故事的很多，可是所念的诗、对差不多都是唐宋元明的人做的”（辽宁教育出版社《齐如山文存》，第36、37页），浅识者少见多怪，故而莫名惊诧，以为“不合”。

金庸正式授权出版的第一部文艺作品，很可能不是《书剑恩仇录》，而是《中国民间艺术漫谈》，此书所谈“民间艺术”，多数为京剧曲目。金庸的小说创作，受戏剧影响甚大。一是元明清三朝的杂剧、传奇（流传至今的昆曲应算在这里），一是清末、民国时代发展至巅峰的京剧（以及越剧等其它地方剧种），再有西方戏剧（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及莎剧）。

广义的“戏剧”概念，也包括电影在内，所有的电影，尤其像金庸与胡小峰先生联合执导的《王老虎抢亲》这样的戏剧电影。梁羽生先生很早就指出：“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20世纪50年代，金庸先是将自己说故事的天才用在编剧上，后来才写起了小说。

也许是看惯了“旧戏”，1958年，金庸安排黄蓉等南宋知名人士唱起元代张养浩宋方壶所作《山坡羊》曲，未必自觉其“不合”。

梁羽生先生，当然不是第一个看出“问题”的《射雕》读者（宋人不可能唱元人所作散曲，这样的常识，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哪有不知道的？），但他确是第一个把此节看成“问题”，公开发文，加以指摘的。梁先生这样做，因为他很能较真，也许真以为如此写法很要不得；更可能，因为梁先生的为人，极是厚道。

1966年，梁羽生接了上级（罗孚）交下来的任务，写出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当时梁羽生所在的《大公报》与金庸创办的《明报》，两家已是势如水火。即使领导没有明白指示，梁先生也该知道站稳阶级立场对金庸大加挞伐才能让“组织”满意（文章发表后，《大公报》副总编辑 陈凡，痛责梁羽生：“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但他终于不好意思如此绝情，无奈之下，连金庸小说中本来不算“问题”的小“问题”，都拿出来胡批一通，聊以塞责。

金庸为此，耿耿于怀。金梁二人，有那么十几二十年，处于绝交状态，这篇《合论》不是主要原因，可也不是其中一个很不重要的原因。

老先生的气量，有时真的不是很大。

直到2002年，金庸再次修改《射雕英雄传》，还为“宋代才女唱元曲”一节，罗哩罗嗦补写了两千多字。结果呢，越说越说不清楚。并且，在注文中，金庸竟试图用自己在丽江所听闻到的（据说是）“唐宋遗曲”的演唱中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句子来证明真有可能此曲非元人张养浩所作，奇思妙想，匪夷所思了。

金庸最近一次修改旧作，其它改动，再怎么不妥，也不关紧要，读者有看不惯新版的，又不是读不到旧版嘛。但《射雕》此一处注文，越早删除越好，实在对老先生的形象，伤很大的。

让宋人唱元曲，不像梁羽生说的那样，是在“闹笑话”，金庸后来的解释，才真正“闹笑话”了。

知堂老人“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 徒然显出自己“不懂事，不漂亮”。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看来，这“不辩解主义”，可算是太阳系的真理了。然而，也不尽然，齐如山先生的辩解，就很“漂亮”。金庸的辩解嘛，确实“难看”。

“前人念后人诗句”的写法，在旧小说中，也是有的，这本是古典小说的传统之一。例如，《说唐》写在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后宫中，张妃义正词严地质问尹妃：“岂不晓：‘小犬隔花空吠影，深宫禁苑有谁来？’”

“岂不晓”这三字，用得实在够味。似乎这两句诗在唐初已经四海流传，要是有谁不知不晓，就OUT了，要遭人鄙视的。

可是，这明明是明朝诗人高启的诗句啊（略有变化，高启诗原作：“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要说《说唐》作者如莲居士不明确知道这两句诗是哪朝哪代哪位诗人的作品还有可能（可能性也不大），这种类型的诗不会是李渊时代或更早前的作品，那他总该知道，不至于“不晓”。

明知而故犯，我想是因为这位小说家更知道（同为小说家的梁羽生居然不知，很奇怪）：把除了年代不合之外其它方面都合适的诗句放到小说中合适的地方，乃是小说家的“特权”。

旧小说中，面对类似状况，处理得最好的，是《三国演义》。

真是滑头，也不知是罗贯中还是毛宗岗干的，生生从李白《梁甫吟》截取七句，改动几个字，又加写几句，就成了汉末才士的大作，从南阳诸葛的朋友口中唱出，居然有模有样。似乎这位朋友唱的，不是后人李白的诗作，倒像是李太白剽窃了诸葛亮。

《三国志》既有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的记载，《三国演义》写到“三顾茅庐”故事时，确实需要一首或数首《梁父吟》来装点一下场面。如果作者抛开李白，全由自己代写此诗，一定达不到今日我们所见的效果，进而降低了整部小说的品质。

“金庸用了几乎整整一回的篇幅，写黄蓉的才华，我是一面读一面替这位才女难过的。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但这么一来，就损害了他所要着力描写的‘才女’了，岂不令人惋惜！”（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

自古至今，章回小说里面的“才子”与“才女”们，少有不被小说作者“损害”的。作者为他或她代作的诗词，好的不多，滥的不少，只能促令读者起疑：写出如此臭诗之人，也好算是才子？才女？

大小说家与大诗人，很难是同一个人。即是雪芹翁，他的诗才还是不及其文才。其他人等，等而下之。

《射雕英雄传》写到隐居的一灯大师和他渔樵耕读四弟子，那样的场景下，确乎需要有几首民歌性质的东西唱出来。小说写到这里，不能两全，却是两难：用古人的杰作，品质较高，但难免惹人议论；由作者代拟或是请诗才稍高的朋友代作，都好不到哪去，进而就拉低了整部小说的格调。

黄蓉的“才女”形象，总归是要受“损害”的。我个人感觉：金庸的取舍，得大于失，很值得。如果不斤斤计较于因时代上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害，那几首散曲，可说真是用得好。与整个场景，与整部小说，严丝合缝，完满无缺。

金庸最大的失策，是为报纸写连载时，没有当时“注”明这几首散曲为元人所作挪用到了南宋。如此，免了后来多少纷扰。

                                               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