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代小说家，总体成就太低，方才显出金庸的高明。

有网友，认为：“金书瑕疵甚多，作品可以流传百世，但是说经典就够不上了，一个没有西方文化认知的大仲马而已。说武侠宗师可，说文学大家则未必。当然，如果批评金庸的艺术成就，不如先批当代的大多数作家，等把半吊子们批完了，再来说金庸不迟。”

     说金庸“没有西方文化认知”，我不赞成。金庸受西方文化影响甚大，只是被他采用的传统语言与章回体形式给遮盖住了。梁羽生竟目之为“洋才子”，这话走到另一极端（似乎金庸沾溉于中国古典文化甚浅），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过：“我有两位表弟马幼垣教授、马泰来教授，他们是研究中国小说有名的亲兄弟学者。”我最近正读马幼垣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谈及的许多漏洞都是我自己读《水》时没有发现的。于今看来，《水浒》一书，“瑕疵甚多”，但不妨害它成为第一流的小说，中国第一流的小说。

再其它，我跟这位朋友的观点没有太大差异。但有一问题，我之前没说清楚，而这位朋友似乎也没从这个角度考虑：金庸小说在中国是最好的，放到世界上不是；金庸小说在世界上不属于最高层级的作品，但在中国，它是。

身在庐山，反倒不知庐山的真实高度，如此，正不妨看看、侃侃其它的山。

具体不了解，不妨猜想：越南、泰国各自也有它最好的小说，拿到世界上不算什么，在他们本国，即是“经典”——他们的“经典”，只能是这路货色。

一个问题，留给您猜：越南、泰国他们最杰出的小说家，其水准，比大仲马更高？更低？

大仲马在西方，是仅次于最高，但不是最高层级的小说家。但把他搁在中国，他是！并且，不仅放在当代是，放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都是！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几部写得比《基督山》、《火枪手》更好？我不觉得《水浒》、《三国》更高明，基本上就是同一层次的东西。

所有白话小说，在国人眼中，向来都是“俗文学”，直到二十世纪初，国人看到洋鬼子把小说抬举得那么高，见贤思齐，这才想起，我们也要重视小说，我们自己也有小说。翻箱倒柜，总算找出几本比较像样的东西，尊之为“四大名著”，供上神坛。

中国诗歌不寒碜，至于小说，难与西方各文学大国争胜。

《红楼梦》，真是奇迹，可与任何世界名著（非唯小说）并立而一无惭色。

《红楼梦》的高度，是金庸小说不能比的。

曹雪芹的天才，真不可企及！

即便金庸小说与《红楼梦》处于同一高度，金庸的才气，也不能与曹雪芹相比。

金庸的条件太好，他从西方文化与文学，得益何其多啊。

曹雪芹只能整合本土的文化资源——佛学，到曹雪芹的时代，也算“本土”了——创作出这一部大小说。

这一部小说，便足证明中国文化的伟大。

可惜，只有这一部小说。

吾国其他古典小说名著，不见得比大仲马作品更差，可也没高出多少啊。

通过“新文化运动”，小说在吾国，终于获取文学上的“正统”地位。其中，，胡适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几年，胡先生在美国留学时初读《侠隐记》（《三个火枪手》），不觉喟叹，大仲马“伟矣哉，小说之王也”！对于《侠隐记》《续侠隐记》《基督山伯爵》等大仲马小说，胡先生一直叹赏不置，似乎并不以为它们低于中国那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

1919—49年，哪部中国长篇小说达到了世界最高层级？一部没有嘛！

钱谷融先生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家，非出本愿。他晚年回顾：“原来我说让我教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行，就现代文学我不教，学校却要我教现代文学。我是最不喜欢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差多了，也比外国现代文学差。”（李怀宇《访问历史》326页）

很赞同钱先生的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被夸大了。不过呢，也得看跟谁比，比较我们自己后来60年的“当代文学”，那可是高出太多。正如九斤老太所预言的，“一代不如一代”啊。

 因为大仲马在法国小说界不是一等，就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国仍是二流。却忘了细数，从古到今，除了《红楼》，有几部中国长篇小说比大仲马作品写得更好？我们有何凭藉，可以轻视仲马公？自己家里，有什么好货色，拿得出手，能以压低《火枪手》？

西方人可以把大仲马列为二等，中国人没资格，当然，越南人、泰国人，（应该）更没资格。

在世界背景下，审视中国小说，我很认同鲁迅的意见：“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上小学的时候，背过一份“世界十大文豪”的榜单，末两位居然是高尔基与鲁迅，呵呵。后来才想明白，这份单子就是中国人自己开的。莫说“十大”，就是世界二百大文豪，鲁迅也未必排得上，然而，鲁翁又确实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几个文学家中的一个。

西方“纯文学作家”看不上大仲马、司各特这样的“通俗作家”，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当代中国的、据说很“纯”的小说家们贬低金庸、高阳这样的“通俗小说家”，怕是有些时空错乱，真以为自己已经“纯”到托尔斯泰、福楼拜的高度了。

别人写得“通俗”，成就便必然不及阁下所写“纯文学”？靠，这也太便宜了！怎么也得先看看彼此各自写出了何等水准何等成色的“纯”与“通俗”作品，再判优劣罢？

每一时代，都会同时产生“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虽然不一定都用这两个称呼）。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代表某一时代最高成就的，可能是“纯文学”作品，也可能（更可能？）是“通俗”作品。不分中外，皆是如此。

当代小说家中，宗璞先生的旧学根底，算得很深。她“看了好多金庸的书”，“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我们”，当指内地的“纯文学圈子”。宗璞的话，说得仍很含混，不彻底，事理可是对的。

大仲马今已归葬“先贤祠”，他的小说，在西方，仍是“经典”。只是，在“经典”中，处于较低的位置。

假如金庸成就可以媲美仲马（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时说起，与大仲马“各拿十五部小说来平均比较，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其作品必然成为经典，并且，在“中国经典”中，占据相当高的位置。

有些人，就会套公式。雨果、福楼拜地位高于大仲马，然后，有人就把这法国“公式”，“套”到吾国，由此认定金庸必然不及巴金、茅盾。这样的高见，真是好玩。金庸成就或不差似仲马，巴金与茅盾，好歹还有给雨果福楼拜提鞋的资格，罢了。

大仲马，算神马？

大仲马在法国，介于“上驷”与“中驷”之间，比起中国小说界的“上驷”巴金与茅盾，却是堪称“神骏”。

中国小说成就，远不及西方，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人真正尊重小说与小说家的时间，太短，距今不足百年。近百年前，一面，我们承认了小说的文学“正统”的地位；一面又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致使“新文学”少了传统文化的滋养，限制了它的成就。

中国的许多——不是全部——固有的文艺形式，比西方，确有不足之处，但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根”，承认不足的同时，又必须继承这“不足”的“旧文化”，老干新枝，盛开一个“新文化”与“新文学”。

陈寅恪先生所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才是正途。

可惜，“新文化运动”的一代，群体走上一条太激进的道路，反传统唯恐不彻底，对中国固有文艺形式与表现手段，完全否定的态度，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终于造成了文化之“断层”。

断了，难再续。怎么也得到百年以后，中国的“文艺复兴”方可实现。到了那时，金庸小说应该仍是“经典”，但在“中国经典”中，已经处于较低的位置。

我虽深爱金庸小说，但我更希望金庸小说处于“中国经典”较低位置的那一日，早日到来。

                                                                                                      2011、12

于最近出版的《文学回忆录》中，获睹木心先生之宏论：“《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法国妇孺皆知，就像旧中国的关公、武松，家喻户晓。我常以旁观者看这些通俗小说：如果没有《三剑客》，没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人们谈什么，何等无聊。”（《文学回忆录》564页）

在木心先生，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量齐观，正与鄙见相合。

2014年，英国《每日电讯报》评出“亚洲十部最佳小说”，《红楼梦》第一。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分别是《微妙的平衡》、《罗生门》和《一千零一夜》。印度的小说最多，共四部。日本小说，有三部入选，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排第三，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第七，三岛由纪夫《春雪》第八。　

除《红楼梦》和《一千零一夜》外，其余八部“最佳小说”均为20 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成就，在世界上，不受待见，不被重视。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