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此文仍将往裹脚布方向发展，查先生晚年的许多事，都会拿来一谈。

  感谢新老朋友一向的鼓励支持，以及指教。

 六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母亲，名为‘徐惠禄’（后改‘徐潮生’），金庸自己的母亲，名为‘徐禄’，几乎可以肯定：金庸是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处女作主人公的母亲命名的，表达的是作者本人对亡母的思念依恋。

   《书剑》中，徐惠禄与于总舵主的感情，很是暧昧。再联想到她的芳名，这事情其实越想下去越会觉得别扭。改名，也就势所必然。

    此事，我在2007年的《 陈家洛：从‘私生子’到‘世家子’》已经谈过。结论：金庸写《书剑》时，只怕料不到多年以后还有这么多人读它，更没想到有闲人如我会细加推求。使用这个名字，只是为了自己对母亲的小小心意。小说写了，发了，红了，之后？随风而逝……

    约10年前，金庸曾对读者谈起自己的小说现在仍是受到这么多读者欢迎，他觉得很意外，也很开心。以上，是我复述当时谈话的大意，原话，一时查不到。但‘很意外’三字，我记得很清楚，定是在金庸口中讲出的。

   所以，金庸生平两大事功，武侠小说与《明报》企业，在他心目中一向主次分明。“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明报〉是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以武侠小说享盛名数十载甚至可能延及后世，这在金庸，正是‘不虞之誉’。得来意外，自然‘开心’，往往也就信心不足。     

                             七

    查先生早年，多经患难，因此，可能会把钱看得贵重，这个，应该是有的。然而不少论者将‘逐利’视为金庸做事的第一甚至唯一动机，此论，鄙人断乎不敢苟同。

    多年来，金庸捐出超过4000万财产，以他的身家论，不算特多，也不好说太少罢？

    我从不认为金庸将‘利’字放在第一位，有两事为据。而这两件事，也都与他的《明报》相关。

    1966年1月，金庸创办《明报月刊》，目的在于“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当时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彻底没落沉沦，几乎成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此谓‘亡天下’），而查先生，无论对他的国学深浅作何评价，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相信不会遭到太多质疑。查先生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风雨如磐中，查先生这样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可敬而可悲悯的。

    《明报月刊》被查先生定位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明月》盈利，投入《明月》。《明月》亏蚀，《明报》垫补。而《明报月刊》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项费用，也全部由《明报》承担。这样不想赚钱不能赚钱的刊物，怕不是很多文化商人肯办罢？

   ‘时间就是金钱’，查先生的时间，可能比你我的时间，更值一点钱。而在《明月》初创、胡菊人先生接办之前的一年多，查先生为这份刊物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到了今日，这个人居然被描画成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是否稍失公道？

    《明报》企业的好名声，主要得自金庸的《明报》社评，以及《明报月刊》这份海外数一数二的高品质的学术刊物。‘自古文人皆好名’，这话，是金庸说的。他的创办《明月》，除了出于一份民族主义感情外，可能也存在求名的因素。如确，那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要不损伤他人利益、不欺世盗名、不过分哗众取宠，即为大好。我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正是几千年中才智之士们对于名声的渴望，推动着人类浩荡前行。

 金庸小说，在未来的小说史上，或将占据相当崇高的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取得，却是有着太多的侥幸的成分。如果中国不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动大变异，金庸能否成为最好的武侠小说家都很成问题。

    金庸得到的，是本不属于他的份外的东西。

    容我细说。

    小说一门，在中国，向来并不发达。‘五四’之前的绝大多数小说家，其写作态度都带有游戏性质，而在小说结构上尤其不用心。这一点，连最为宝爱中国文化的陈寅恪、梁漱溟先生也是承认的。陈寅恪先生就认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金庸占了时代优势，汲取西洋小说之长，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葆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诸作，置诸中国‘古典小说’的行列，其实并无惭色。

    ‘新文化运动’之后，小说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才真正不再把小说视为‘闲书’，认真从事。

     胡适先生一直将他一手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对比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华夏难免相形见绌，致有‘小巫’之叹。

    原因很简单，中国文艺复兴，乃是夭折了的文艺复兴。

    欧洲文艺复兴持续约300年，华夏文艺复兴，仅得30年。

    （约1919-1949）30年间，杰作迭出，而堪称‘伟大’的作品，实付阙如。

    ‘武侠小说’、‘通俗小说’的先天性缺陷，确实极大限制了金庸的小说成就，只得与西洋大仲马相伯仲。

     不要说整个欧洲，即以法兰西一国论，高于或与大仲马比肩的小说家，一堆一堆的。而在吾国，自古以来，成就达到大仲马程度的，有几个？

    1949，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之前的‘文艺复兴’，尚在草创阶段。在文艺各领域，最有希望取得最高成就的，是金庸这一代人。而事实上，这一代人，却是最倒霉的。上一代的沈从文们，虽然未尽其才，毕竟曾露头角。而这一代人，还没露头呢，已被踩杀。

    这一代人，以各种因缘，得能逃出‘铁幕’的，约1%。包括了金庸、高阳、白先勇、余光中、饶宗颐、何炳棣、余英时、许倬云、贝聿铭、夏志清、唐德刚、黄仁宇、刘若愚、李政道、丁肇中、杨振宁……等人，而最终，在各自领域，这些人分别取得了、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最高成就。

    那99%呢？还没露头呢，已被踩杀。

    “我坐在岸上
    垂钓，背后是一片枯干的荒野”（查良铮译艾略特《荒原》

    节录今年年初《时代周报》对金庸的访谈：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金庸，是人才。遭扼杀的李君维先生，何尝不是人才？而全国的李君维，又有多少？

    金庸坐在（维多利亚海湾的）岸上垂钓，背后是一片枯干的荒野……

    运动场上，一人低头尽力向前跑去。跑得累了，这才往前一瞧，空无一人！回头看去，十数人尾随身后，而运动场上，一片狼藉，九成以上的竞技者不知被谁的黑棍敲晕、砸死，这位实力很强却绝非最强的竞技者，居然得了金牌……

    金庸得到的，是本不属于他的份外的东西。

    如此，能有十足自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