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郑重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好玩”，关于这部电影的娱乐性，他显得颇有信心，“至少不会让观众觉得沉闷”。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部电影不是一出喜剧，如果为电影寻找一个核心，就是人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心理压力，因而总感觉“气喘吁吁”。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预告片中这样写道，“十年前，中国人去美国淘金，十年后，美国人来中国扎钱”。讲述美国藉商人弗兰克欲把行将破产的家族奶酪公司转给由葛优扮演的中国大款李强。李强却受困于要债的债主、欠钱的朋友、肥胖的神经质妻子、怪异的朋克儿子、近期头部出现的阴影……这两位倒霉蛋都要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装得很有钱，很幸福，生怕对方看出破绽。可越装越不像，越不像越掩盖，于是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在叙述手法上，郑重没有选择传统的单一性叙事，而是通过几个人形成的几条线索，描写几个相关人物之间发生的貌似不相关的事。同时镜头语言采用了主观手法，当主观镜头讲述不同人面对同一个地方时，用不同的颜色做处理，以此强调心理对每个人的重要性。

美式电影观

应该说这个剧本以及拍摄手法的构思源于郑重在美国7年间形形色色的遭遇相关。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他没有像许多同学一样选择政府机关的工作，而是跑到美国留学。但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自己对学习毫无兴趣，因此报考的学校一天没去，倒是在这期间和一个美国姑娘结了婚，认识了许多做戏剧的朋友和歌手。他先在芝加哥、再到纽约，然后到洛杉矶，生活状态如同今天国内的地下导演。这些年他拍过贝纳通和麦当劳的广告，参与过无数原创戏剧，担任过几部电影的第四副导演。“如果说去美国之前我只是喜欢电影，那么到美国混了几年之后，对电影有了一定认识，但这种认识不仅局限在知识层面，而是觉得当导演不是什么难事。”

那时他20多岁，所处的年龄段正是受外界影响最为深刻的时候。因此在电影表现手法上受到许多美国方式的影响，因此看《气喘吁吁》时，你能在他身上发现许多与其他国内新锐导演不同之处。其中最为明显的地方在于他对形式感的运用，从造型、服装到音乐，无一例外。“我想要在固有的模式当中进行一些突破，把我比较奇异的对世界的感觉放在其中，注重原创，别让人看了之后都说这样的电影我在哪哪见过。另一方面，我也追求一些娱乐性，刻意避开一些与人性相关的较为深入的观点。他并不排斥那类电影，只是觉得自己没能力把人性的话题描述透彻，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

虽然他总说自己不愿意把电影弄得过于深刻，但严肃还是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始终追求的目标，想把心理恐惧的内容展现出来。“心理上的东西虽然不属于实质，但在很多时候比实质更加凶猛。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感觉当中，它十分真切地指导我们某些天的生活。”

形成这种观点也和他在美国的经历有关。92年到了美国之后，《老友记》等一批喜剧成为他比较主要的娱乐方式，他也从中看出了两种文化之间主流价值观的差异，“美国人觉得这东西只要能对别人起到娱乐作用，就是符合了价值观当中的主旋律，必须先满足这一点，讲究好玩，能让观众在椅子上坐住，才能再谈视听享受与情感起伏。但中国电影必须有一定意义夹杂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道在先行，娱乐其次，娱乐似乎不是目的，必须要有一定教育意义才行。”

现实意义更重要

现实意义是郑重一直追求的元素，这在他的剧本中也有着强烈的体现。虽然《大明宫词》的背景是盛唐时期，《橘子红了》的背景处在请莫明初，可其中的对白都是白话，只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借古喻今。这种对于现实意义的追求也《气喘吁吁》当中有所体现，电影最初的动机源自一家西班牙公司的项目。“当时他们想找编剧写一个中外友谊的故事，但我写的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友谊。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农业文明时期，必须在故事里有一对恩爱的夫妻和美好的家庭。可当今情况下，这已经不是普遍情况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有些混乱的状态下，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观念去指导变化了的新生活。其实现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把英雄算进去，就拿正常人来说，都有高兴和失落的时候，尤其是在大环境下不好的氛围里面，没什么人能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周围的现实。”

如今让郑重最为头疼的就是一些人在看过影片之后的反应，甚至有人追问他三角债为什么形成以及具体的债务数字。“这种问题让我很难回答，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是电影里不需要传达的内容。”其实这就是中国观众与美国观众在欣赏习惯上的差别，此种现象也在诸多电视连续剧当中有所体现。国内连续剧喜欢通过一条线把整个故事讲完，但从《迷失》到《越狱》再到《别对我撒谎》，都是多角度交叉进行的叙事。

于是顺利的拍摄过程也造就了困难的后期剪辑。“我觉得这也正常，毕竟一部电影不是个人化劳动，我是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必须要满足一些人的想法，要对得起制片人。所以在不影响整体风格的前提下，我被逼着在剧本当中加入许多之前没有的台词。但我还是觉得它在叙事上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戏，其中包含大量主观和情绪化的东西，而且从我的电影观上讲，也没有纯粹的客观，主观才是真正的电影语言。我不想用单线程的句式表达因果关系，而是选择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构筑电影的整体感，但很多人的欣赏习惯线性，习惯什么都讲特别清楚。“台词太多，讲的太明白，表演就会被忽略。”

Interview

《周末画报×郑重》

你平时创作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必须坚持的东西？

善良。在这部戏里也一样，如果这些人本质上不那么善良，这出戏就不可能成立。

写了好几部电视剧，转型做导演之后为什么要直接选择电影？

电视剧制作周期太长，而且必须按照商业标准操作，不能太飞，许多我想用的镜头都不能在电视剧里使用，毕竟那是大众娱乐，不能做得太艺术，所以我觉得电影更能说明我自己。

电影中有哪些地方让你自己都觉得拍案叫绝？

太多了，比如刘桦饰演的山西煤老板为了躲债，想方设法出国，但在学英语的时候，误找了

一个喜欢嘻哈的黑人，但他分不清黑人英语和白人英语的区别。另外林熙蕾饰演的葛优秘

书是个保定人，但因为自己想当明星，说话时总是故意带些台湾腔。两个人都闹出了很多笑话。

有人说这部戏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危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宣传时为了配合时效，所以加入了经济危机的概念。只能说这是个巧合，我剧本写了六个月，后来开始找投资，找到第三家，才有了眉目。这期间时间挺长的，那段时间经济危机还没被大肆渲染。

有没有人觉得你的东西和刘奋斗有想象之处？

还是不太一样，我的东西是好玩，他的东西是生猛，《气喘吁吁》还是比较调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较无厘头。就拿葛优来说，他演冯小刚的东西是一个套路，但在这部戏里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跟他说，就让他按照悲剧人物来演，纵然如此，依然能产生喜剧效果，因为他的存在有一个前提，就是每天因为脑子里有东西的问题殚精竭虑，看到4就害怕，但还经常会看到4，显得十分滑稽。当这种滑稽与悲剧表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显现出一种严肃当中的趣味。其实这部戏当中所有人几乎都生活在这样一个逻辑当中，悲苦始终伴随，但这种悲苦都来自他们内心的焦虑，是一种幻想，没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