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张唱片是什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又是什么？前几年回答这些问题时，我比较虚伪，那张唱片我老说是Pink Floyd的《The Wall》，那部电影是根据米兰·昆德拉小说改编《布拉格之春》，那本书是杰克·凯鲁雅克的Beat Generation巨著《在路上》。瞧，我当时就是那么虚伪，生怕别人觉得我没知识没文化，非得抖个电影的背景，再加上个那个被误翻成“垮掉一代”的英文词。

但近两年我变了，越来越不要脸，把这些洋玩意儿扔在一边，开始用自我感觉坦诚但在别人看来更加伪善的方式诉说着另一些答案。这时最影响我的唱片已经不再是原型，而是90年代中期大量生产的被称作是摇滚拼盘的磁带，电影是《阳关灿烂的日子》，书是许知远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虽然我现在每次提到这本书时都感觉到羞愧，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原来听辣妹现在听红辣椒的姑娘对自己聆听往事的羞愧一样。但在我高一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却觉得他格外亲切。我那时候心比天高，在一个喜欢谈论F4和毛片儿的班里，我觉得我不能同流合污，我要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反抗教育体制，用我的自学说明他们丫都是傻逼，他们丫并不科学。对于姑娘的态度也跟王朔在《新狂人语录》里说的一句话差不多，就是“坚决不嗅果儿，但挡不住果儿往自己身上砸”。当然最后是有东西砸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绝对不是果儿，弄得心比天高的我在高考时命比纸薄。这是后话。

在那种变态畸形（当时看却无比优越）的心态下，我在那时还开着的方舟书店看到了许知远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我就被深深吸引，觉得那才是知识那才是文化，以至于每次看见那本书，我都不好意思跟旁边的人臭牛逼。后来买回家看的时候，我把他字里行间提到每本书都用纸抄下来，隔三岔五地去我回家顺路的科苑书城打听，看看能买到哪本。那感觉和后来我看袁智聪主编的《音乐殖民地》时一样，把杂志里面提到的每个乐队的歌都找来听听。我记得那张记着书名和作者的纸条现在还在我钱包里，所以我现在很少带钱包出门，就是怕被别人发现，弄得我这种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害臊的人面红耳赤。

当然，那本书还在其他方面影响了我，其中包括我上学时的作文，以及最初写稿时的写作结构。这些都是后话，谁见到我时也别问其中的细节。一是我早就记不清细节。二是求求您也给我留点儿面子，这么大岁数的人在这儿恬不知耻的兜自己老底儿已经不容易了，您就别再当我面时进一步难为我了。

后来听说他又出过几本书，记得有一本叫纳斯达克什么。书名我忘了，但书评我记得，里面说看这本书的前提必须掌握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我心想，我的经济知识无外乎就是垄断、剩余价值等等高中政治课本上的几个词汇，所就没看。

前些日子去三联，又看见许知远的新书，叫《中国纪事》。这时的我对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当年的佩服，甚至觉得这个以知识分子身份自居并且不断谴责其他知识分子的人非常讨厌，但我还是买了这本《中国纪事》，就当是闲书，拿来娱乐消遣，顺便了解一些知识分子都在探讨些什么。

结果这本纸质较好拿起来较轻的书并不是一本闲书，我在其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话题。如果说这本书能代表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集体心态，那我更加坚信知识分子应该解释为闲得没事就爱看书的事儿逼，同时开始觉得他们对于社会提出的种种建设更像是对社会加以迫害。

就拿当中的《别人的生活》来说，他说看到越来越多的楼盘起着“曼哈顿”、“摩卡·筑”之类洋名，越来越多地人彼此之间不叫中文名，而改叫Stephen、Kelly、Jerry，从而认为我们在过着别人的生活，缺乏自己的信心。这种论调不光属于他一个人，我也听过一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说过类似的话题，这种观点和他们同时批判着的卫道士似乎没什么区别，都是在试图阻碍社会前进。那种观点的感觉好像是说一直使用自己传统的语言才是民族的自信。那要这么说的话，北京人理应该说燕国时的话，你要说没有音频资料不好学，那至少也应该按照《狗儿爷涅磐》或《我这一辈子》里的说话方式，满嘴的取灯儿、姨子、老姨儿，而不是火柴、肥皂、太阳。任何一个时代，语言的形成都是随着各种人口和方言的汇聚不断演化而成的，谁也没必要强求这些顺其自然的转变非得按照某种更加民族的方式延续，更何况这种方式并不能影射一个民族的自信。

不说了，去看许老师的《中国纪事》睡觉了，那东西特适合催眠，建议所有吃安眠药的人都买一本，看了之后就把药钱省了，当然，受毒害的可能也会越深。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想成为事儿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