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学另一扇窗口

——杨佳富纪实文学、小说创作述评　

宋家宏

刚刚跨过而立之年的杨佳富是位来自大山的作家，也是一位来自绿色警营的作家，彝族山寨的山水滋养了他宽广的情怀，警营的火热生活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尽情驰骋的天地，自八十年代初开始创作以来，他已经发表作品百余万字。
    杨佳富是位勤奋的作家，当我在书桌上摊开他的作品时，我首先被他创作的高产所震动了，光是结集成书的就有七本，还有大量散见于各类报刊的作品，相当一批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刊上，很多作品获得全国级、省级奖。只有同是文坛中人才深知写出并发表这些作品的不易，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与耗费的心血又岂是局外人一个“勤奋”所能概括我面前厚厚的一堆作品已经证明了杨佳富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我多少有些自责地问自己：过去为什么对杨佳富知之甚少说起来我在“云南文学”研究方面也下过一点功夫了。我因此而放下手上正在进行的写作，集中精力读一读杨佳富的作品。一读才发现，杨佳富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云南文学的另一扇窗口，掀开了另一页风景，——这就是云南戌边军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
    杨佳富也是文坛上的“多面手”，短短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他已对多种文体进行了有效的尝试。他最初是从写新闻开始的，有不少部队新闻稿件在军内外报纸上见面；彝家的山歌又培养了他最早的诗情，到了部队后，为了让人知道彝族不仅是一只会唱山歌的民族，杨佳富开始了写诗，几年之后，他把发表于军内外报刊的一部分诗结集出版了诗集《生命的微笑》；进入九十年代，杨佳富在小说创作方面又取得了成绩，先后在《边疆文学》、《莽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创作是杨佳富创作时间较长的一种文体；他已结集出版了《南国之恋》、《戌边岁月》等散文集。他还涉足影视领域，创作了《特殊战争》、《古滇情缘》、《绑架他的情人》等影视剧本；纪实文学是杨佳富写得最多的一种文体，至今已出版了两本纪实文学集，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地有“纪实”的色彩，这也许和杨佳富最早从事新闻写作有密切关系。
     这位彝家山寨里走出来的青年警官，以他质朴的文笔和不懈的努力，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为读者浇开了一片灿若云霞的花朵，也为云南文学开拓了一块奇异的疆土，为戌边将士竖立了一块永不消逝的文字之碑。

    一、纪实文学：写真的魅力
      
    纪实文学， 是杨佳富文学创作的“重头戏”，至今他已经出版了《绿色长城——来自云南边防前哨缉毒的特大新闻》、《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两本纪实文学集，还有相当一批散文也有“纪实文学”的特征。特别是《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是杨佳富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力作。从写军中新闻报道起家的作家偏爱“纪实文学”并不难理解。甚至，在他的不少作品中还很难从文体上区分“文学”与“新闻”，换名话说，杨佳富的创作，除小说、诗歌、剧本外，其它作品的自觉意识还不明显，这很难用“好”还是“不好”的简单标准来判断。
他的纪实文学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军人的责任感

    杨佳富首先是一位军人，然后才是作家，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用自己的笔参加了戌边战士缉毒缉枪的伟大而壮丽的斗争。正如他在《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的“后记”中所说：“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边防战士，我和战友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拥有一个太阳，拥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只不过他们是用枪去战斗，而我则是用笔去战斗。”
    是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感使杨佳富更深切更敏锐地体会到枪、毒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作为“钢铁长城”的一员，杨佳富把拒枪毒于国门之外，还我中华一片净土，还世界一片净土，看作自己的天职，他把手中的笔当作投入这场艰苦卓绝斗争的特殊武器。作为军中的“秀才”，边防官兵赴汤蹈火浴血奋战，与罪犯进行殊死搏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用自己的笔抒写新一代戌边人的风采。因此，他一个人大胆地踏上了采访全国边防缉枪缉毒战斗的征途。从南疆到北国，从海防前沿到山林哨所，纵横千万里，留下了作家采访的足迹。新一代戌边人在与枪毒罪犯的斗争中，许多生动感人的人和事无需加工本身就已是很好的文学，因而作家拿起了他最为熟练的纪实之笔，以“写真”的方式记录下了惊心动魄的边防风云。
     缉枪缉毒，这不仅仅是边防军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九十年代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枪、毒的危害已给社会造成了明显的灾难，已引起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高度重视。描写这方面的作品自然也引起了读者的注目，书商们早就注意到了这类题材的商业意义，一段时期以来，地摊上一批打着“法制文学”旗号实为商业垃圾的文字也以“缉枪缉毒”为广告招摇过市。他们或者道听途说，移花接木，或者捕风捉影，任意发挥，甚至闭门造车，想入非非，文字描写以迎合读者趣味为目标，完全不能真实地反映戌边军人的风采。这些文字使一场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化作一场花里胡哨的闹剧，杨佳富以他青年警官的身份，扎扎实实地深入采访，以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眼光，摄录下了一组组真实感人的镜头，用他质朴的文字还原了这场伟大斗争的真实面貌，也为社会上普遍关注这场伟大斗争的读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戌边军人的英勇和机智、犯罪分子终难逃，法网恢恢，必然地能为还我一个清平世界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这就是杨佳富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所展示的“写真”的力量。它拉近了社会公众与遥远的边地斗争的距离，使读者贴近了真实而神秘的缉枪缉毒斗争生活，从而更深切地体会和认识这一伟大斗争的意义。
    描写边地斗争和军人的戌边生活，是云南文学的一个传统题材，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结出过丰硕的成果，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一批部队作家以他们特殊的眼光、扎实的生活基础、优美的文笔，撩开了边地军人生活的神秘面纱，描写了浪漫神奇的边地生活。在抒写边地风光民族风情的同时，他们写下了边地军人与境外的武装集团和境内敌特的斗争，以及民族矛盾、阶级冲突中的斗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但是，这一优秀的传统到八十年代后未能发扬光大，云南文学中的“边防文学”未能取得与它的地理位置、重要事件、深厚传统相适应的有影响的作品，反倒是北方的作家拿出了震动全国的优秀作品。云南的一些军队作家甚至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写“戌边人”的生活上，这是令人遗憾的现象。
    从这样的角度看，杨佳富的作品为云南文学中的“边防文学”作出了新的贡献。和五、六十年代的云南边防文学相比较，在他的笔下，浪漫与神奇消逝了，风光风情淡化了，他把笔力集中到戌边人普通真实的斗争生活上，以“写真”的方式感动读者，揭示的是具有九十年代特征的“缉枪缉毒”的战斗，朴素的“写真”产生了诱人的魅力。读过杨佳富的纪实作品，你会感到，云南的边防文学中，没有了杨佳富，就会有更多的遗憾。

    ２、全景式的视野

    杨佳富的纪实文学是视野宏阔的“大写真”，他不是着眼于一人一事，也不在一地一景流连倘佯，而是纵横千里，笔走龙蛇，对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缉枪缉毒的伟大斗争给予了全景式的描绘，显示出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他既概述了境外“金三角”毒源的流变与发展，也写了毒品进入境内后给无数家庭造成的危害，还分析了云南成为毒害的重灾区和缉毒斗争的前哨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由于东南亚各国日益加紧了缉毒措施，近几年来，境外贩毒集团开始把目标转向了与‘金三角’地区相邻的云南，力图把云南作为新的贩毒通道。中缅边境川流交通山岭相连，绵延两千多公里，无天然屏障，两国边民多为同一民族，历来通婚、互市，往来密切，从无间断。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边民互市日益活跃，客观上给贩毒分子可乘之机，于是，对云南的毒品渗透便愈演愈烈。”这样简要的分析作品增加了纵深度，也为缉毒斗争的伟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背景材料。在描绘枪、毒之害的篇章中，作家又以具体生动的典型事例描写了毒品造成的危害和枪口下的罪恶，使宏观的分析与具体的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全景式”描写容易造成的空疏之感。杨佳富纪实文学“全景式”描写还表现在他所写的缉枪缉毒斗争不仅仅是边境前哨的斗争，而是描写了上自中央高层的决策，下至普通士兵和边民与敌人的英勇搏斗。作品告诉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毒品刚刚在中国大陆露面，禁毒就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重视，提高到“涉及中华民族兴衰”的高度来认识，随之成立了专门机构，通过了法律草案，之后的公安部“南宁会议”拉开了三年缉枪缉毒攻坚战的大幕。他在纪实文学中描绘了公安部边防局为落实中央决策的具体部署，再以大量详实生动的事例讴歌了边防战士第一线的斗争，从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与枪、毒犯罪作坚决斗争的壮丽诗篇。
     “全景式”的描绘还表现在作家以云南边防武警总队官兵的斗争生活为重点，又不局限于云南一省一地，而是荡开笔墨，在作品中展示了云南、广东、海南、福建、浙江、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战斗在缉枪缉毒第一线的英雄群像，从而展示了中华大地上与枪、毒顽强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巨大声势与威力。读过杨佳富缉枪缉毒纪实文学的读者，必然从这一壮阔的场面中感受巨大的力量，增强缉枪缉毒斗争必胜的信心。
    八十年代中期后，纪实文学含报告文学　，一度成为热潮，这种文体自身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以一人一事为意识结构中心演变为以问题为中心。“全景式”的描写方法正是在这一变化中出现的。同时，由于文体结构意识的变化，带来了理性分析、思考议论进入这一文体，在注重文学形象性的同时，加强了作品思辩的力度。杨佳富的《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长篇纪实文学即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同样地，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大量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故事，也有不少理性思考与分析的文学。由于多年新闻写作实践，他更习惯于用统计字来客观地说明问题。这些数字在作品中大量出现，虽然难免让读者感到枯燥和沉闷，但它们又是最有说服力的文字，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如何处理好它们在作品中的比重问题应该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概述式的议论与分析是“全景式”的纪实文学不可缺少的笔法，杨佳富的纪实文学中不时闪现出许多精彩的议论。为他的作品加强了思想的力度。如《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中关于枪害的议论：
    “有人说，人是主体，枪是客体，枪不会杀人，是人杀人。介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在强调主体的支配作用，强调对人的管理和教育的同时，就 不能忽视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不能忽视走私枪支流入我国境内对犯罪的诱发和刺激。垃圾多的地方苍蝇多，毒品多的地方吸毒多，同样道理，如果社会充斥大量的走私枪支，持枪犯罪的增多就很难避免。

    "罪犯一旦持有枪支，就如同野火遇上狂风，恶虎长了翅膀，罪恶的****便会在他的体内无限膨胀，枪就成为罪恶的兴奋剂，成为嗜血成癖的毒牙，成为罪犯负隅顽抗的掩体，社会上多一支走私枪支，人民群众就少了一份安宁和太平。”

    ３、“纪实”的魅力

    纪实文学的文学魅力不是来自想象和虚构，而是来自于生活真实的“纪实”。这需要有足够丰富多采的生活作为基础，这些生活或者本身已具发人深省的意义，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或者无需加工改造已具备波澜起伏的情节性，有很强的可读性，或者事件与人物包含了强烈的真善美的物质，或者事件与人物有诱人的新奇与神秘感，有较强的吸引力。总之，纪实文学所撷取的生活总是一些作作家无需更多地加工改造就已经具备了文学性的生活。作家面对这些生活素材，责任只在于通过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它们的特价值，并在写作过程中开拓出更为深广的意义。在艺术处理上，作家驰骋的天地不在于发挥更大的想象与虚构的空间，而在于通过独特的剪辑与结构，在必要的地方作增补，使其形成完整的艺术整体，稍加分析与议论，开掘出别人难以发现的意义。正如一位电影艺术的剪辑师，面对一堆已经拍好的胶片素材，艺术的眼光只能发挥在剪辑与组合的艺术处理上。
    杨佳富的纪实文学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作为基础，这些生活本身已经具备了作为纪实文学的特征。戍边军人缉毒缉枪的战斗生活对广大读者来说有很强的新奇与神秘感，边防军人赴汤蹈火流血牺牲的英雄行为本身已具备崇高的审美意义，缉枪缉毒的斗争中已经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故事，他们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枪毒犯罪已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可供深入开掘的深厚基础。作家在将这些经过艰辛采访得来的材料化作文学作品时，作了符合纪实文学创作规律的处理，因而真实可信，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他首先淡化了“文学”，强化了“纪实”。这里所说的淡化了文学，指的是基本上放弃了想象与虚构，这是严肃的纪实文学作者必须遵循的艺术规律。在他的《边防缉枪缉毒大写真》一书中，所有的人物与事件都是有据可依的，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材料与数据加强了它的“纪实”性。只是由于这些事件本身具有诱人的魅力，因而让读者感到有很强的可读性。
    他写的是普通人真实的思想与感情，普通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英雄行为，他们以普通人的血肉之躯为祖国的安宁构筑了一道钢铁长城。正因为他们“普通”，才更加令人感动。他们以普通人的血肉之躯英勇无畏地面对利欲熏心的亡命之徒，这行为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动人的力量。杨佳富以他自身即是“戌边军人”的思想感情，对他的战友们的无私奉献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验，用他朴素的文字充分发挥了“纪实”的魅力。地摊上某些打着“纪实”幌子的所谓“法制文学”，完全忽视了纪实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肆意发挥想象与虚构，追求离奇的情节和阅读效果。把我们的边防军人写成了“好菜坞”里“超人”式的英雄，悲壮与崇高的行为在他们笔下化成了轻松的喜剧。而在杨佳富的笔下，并没有把边防军人写成“超人”式的英雄，他们在缉枪缉毒战斗中的机敏与智慧，仍然是作为一名边防军人的机敏与智慧；他们的英勇无畏，也仍然是一名普通军人的英勇与无畏。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每一个被写进作品中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类或一批人。在那个人身后，有许许多多同样的人挺立着，奋斗着。看到一个人，就看到了许多人的形象，战斗在缉枪缉毒战线上的战友们，在书中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小说：边地军人的丰富世界

    １、青年边防军人成长的轨迹

    杨佳富写小说的时间不长，所发表的作品也还不算多，但在这不多的小说作品中，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青年边防军人成长的轨迹。《当兵的日子》写一个初入部队的新兵成为老兵心理过程；《心灵的阳光》写一个战士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灵的洗礼；《人在世间》则写一个老兵在临近人生转折关头面临的一次灾难，提干与爱情忽然之间化为泡影；《魂灵塘》写一个乡下入伍的男兵在成为干部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的心理冲突。这些小说尽管发表的时间先后并非如此有序地排列，但把它们有序地放到一起来看，可以看出作家不自觉在创作了一个青年边防军人成长轨迹的系列：从新兵到老兵，从老兵到军官。
     中篇小说《当兵的日子》开篇即是：“新兵下连，把我分到了勐龙县武警中队。”之后展开了“我初入部队的成长历程”，这部中篇小说不以波澜起伏的情节取胜，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而是将新兵在部队的一些生活片断组合起来，构成一部中篇小说，从一个新兵初到连队直到离开连队准备培训后提干。在几年的“当兵日子里，“我”经历了新兵到老老兵的转化历程，从对老兵的佩服到自己成为军事技术过硬的老兵，初步认识和理解了军营内外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对爱情的向往，对少女的热望，以及对女犯色情诱惑的抵御；违纪喝酒后的惶恐不安；执行任务中遇险时的紧张气氛，都写得细腻生动。小说结尾部分，“我”在争取上教导队的过程中，由于竞争对手赵小勇的出现以及他自己的失误，使“我”的情感又经历了一次起伏跌宕。当“我”离开连队时，这位大山里来的农家子弟早已脱去了幼稚与朴拙，变得成熟了。《心灵的阳光》写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在一次山火中灵魂经受的洗礼。杨明在平常的训练与生活中，与班长和其他战友有种种小小的冲突，对班长的严厉、古板难以接受，久而久之产生了小小的“积怨”。一场突然降临的山火，考验出战友情深和人性的崇高。班长和王兵两人两位老兵把生机会留给了新兵，用他们的经验和顽强毅力救出了战友，自己却牺牲了。新兵杨明在这场灾难中，山火烧毁了他“小白脸”的面容，灵魂却得以更生，他明白了“生活中还有许多更崇高、更重要、更美好的愿望吸引着他，充实着他”。
      《人在世间》把一个边防战士经历与情感经历的大起大落写得有魅力，“我”因为多才多艺在战士中特别引人注目，在总队长的女儿进攻下，双双堕入情网，因此违反了部队的纪律而调离总队机关到最艰苦的风雪丫口排当通信员。在极度的失望中，战友们爱的阳光和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鼓舞了“我”，也因为兰兰坚定不移的爱，“我”经受了雪山丫口艰苦环境的考验。就在接到调令被推荐上教导队参加预备提干集训的行程中，一场车祸使“我”失去了双脚，也失去了兰兰的爱，事业与爱情倾刻间化作泡影，似乎一切都陷入了绝境之中。此时，一向严厉的总队长却给“我”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作家的立意显然不在于描写一段离奇的经历，而在于通过这个多少有些人为的偶然与巧合的故事，写出一个农家子弟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成长的人生经历。突发的事件，大起大落的变化缩短了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军人的生活与崇高也在突发事件中被凸现了出来，加速了一个人的成熟过程。
    《魂灵塘》中的周伍才，这个来自农家的子弟，为了改变自己低微的处境，有预谋 地“爱”上了地方干部的千金周丽珠，他的奋斗终于有了回报，五年之后他担任了“副处长”。没有爱情的婚姻，以及不同经历与家庭环境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使他在家庭生活中不能体会到真切的幸福，而对彝家山寨纯朴的生活纯洁的友情充满了怀念之情，更难以忘怀彝家少女姆娜的一片真情。不仅如此，他还失去了战友的真情，再次见到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时，剩下的只有官场客套与应酬。作者对这个人物既有批评又充满了同情，他深深地理解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农家出身的子弟要在社会上争得一席立足之地所要付出的代价。

     ２、作家主体精神的渗入

     杨佳富的小说创作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作品融铸了作家强烈的主观体验，渗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精神。在军人系列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或多或少都有些作家自己的影子。读者当然不应当把他笔下的人物与作家自己等同起来，他是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心理体验融铸到了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身上，并综合进同时代同类型的青年军人的经历和心理，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了起初的艺术形象。杨佳富笔下的主人公，经常出现的是一个来自彝家山寨，有些文化，好读书善思考，有强烈的自强自立精神和奋发向上的事业心和青年军人，他从普通战士到下级军官，经历了种种艰难与曲折，在不断的成功与失败中，在付出种种代价之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步走向成熟，从这些主人公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作家自己成长的历程。在小说主人公的心理体验中也有不少是作家自己的体验。比如在《人在世间》中，写到边关战士在风雪丫口守卫哨卡时难耐的寂寞，他把这种“寂寞”写得极有层次，一种抽象的情感被赋于了动态的存在。书报、录像带、游戏……，”所有的招式都用尽了，最后，还是厌了，”漫长的日子、单调而枯燥的生活，似乎永无止境。如果没有切身的体验，恐怕是难以写得如此生动。还有，他在小说中多次写到一个来自大山的农村兵所面临的农村与城市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冲突。在与城市兵的相处中，尤其是在爱情与婚姻的生活中，这个来自农村的战士在强烈的自尊中又不时流露出的某种自卑，无不令人感到作家体验的深刻。
     作家自身经历和体验的融入，无疑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可以说，杨佳富的小说不是“代人立言”之作，而是在写“自己的故事”，他不是用自己的笔写别人的故事，也不是冷淡的职业心境来从事写作，而是以自身的激情去拥抱生活、投入生活，将自己化入所写的生活，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他的作品的动人之处。尽管这些小说在艺术技巧上还有粗疏之处，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流淌于作品中的主体精神更引人注目。
     杨佳富在纪实文学中向读者展示了众多青年军人的风彩，在小说中又形成了一个“青年军人系列”，两相映照，互为补充，写出了当代军人的阳刚之美。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他还来不及深刻细腻地展示边防军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冲突。由于受“真人真事”的限制，也不便展示社会矛盾对青年军人复杂的心理影响。实际上，军营也并非世外桃园，同样置身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和矛盾也必然渗透到部队中来。纪实文学侧重于粗线条地正面歌颂边防军人的英雄形象，缺少小说的丰富和细腻。杨佳富善于扬长避短，他将纪实文学中无法处理的题材和主题放到了拥有更自由的虚构与想象空间的小说中来进行创作，从而更真实、细腻地为读者展示了边地军人丰富多采的生活和多采的心理世界，使读者对边防军的形象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和理解。

    ３、对山乡父老的深情

    在杨佳富的作品中，还有几篇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他写乡村的人物和故事，是以一个从军多年的军人角度，回顾难以忘怀故土，他以炽烈的情怀来写山里的父老乡亲，写出了一个远离故土的青年军人对父老兄妹的一片深情。在《野火》中，他写出了山民的纯朴和诗意的人性之美。《珍咪和她的两男人》，则写出了灾难岁月里一山乡女子难言的苦难和尴尬的处境，以及农村的日子开始好转后，珍咪对正常生活的努力和追求。小说中同样表现了山乡父老的深明大义和善良的人性之美。从这些小说里，不难看到作家在城市与乡村对比中，他对乡村偏爱之情，看到他作为一个“山地之子”的深厚情怀。
    杨佳富的小说是以“边地和民族”为背景的小说，但是他并不刻意去写民俗风情，也不刻意追求“民族特色”和“边地特色”。但是，“边地与民族”的特征却自然地存在于他的小说之中。这位来自彝家山寨的军人作家，他的民族意识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彝乡的山水和文化养育了他的灵性，赋予了他创作的生命，已经化作血液流淌在他身上的民族意识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外加的象服装一 样的“民族意识”所无法比拟的。“边地”则作为人物自然的生存环境而出现，而不是一种游离于人物性格之外的风情风光的描写。
    杨佳富还有不少诗歌、散文、影视文学剧本，我难以在这篇已经写得太长的文章里涉及到它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还能读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评论来全面地评析他的作品。

    文献来源：《云南文艺评论》１９９７年第二期、《边防文学》199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