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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只记住了经书史书的文字。四书五经也好,廿五史也好,那文字几乎都是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之类,光彩夺目,令人神往。于是,这类读书人便将其作为武器,“刑天舞干戚”,满口子云诗曰。最典型的就是海瑞了。对皇帝,忠心耿耿,犯颜直谏,几次坐牢也不改;对百姓,“恩同父母”,平反冤狱,号称第一“海青天”;对自己,不贪一文,穷困潦倒,死后竟无殓葬钱。可是,他提的那一套,例如对贪官恢复剥皮酷刑之类,只能被朝野视为“迂戆”,当作神经病。当时就有人说他读书读傻了。而且,这样的人太少太少,笔者搜肠刮肚好像也数不出十个来!
第二类是真正获得“智慧”的人。他们从经书史书那冠冕堂皇的文字背后,读到了权术阴谋,读到了潜规则。例如从孙武斩姬中读到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从萧何自污中读到如何免除领导的猜忌,从岳飞悲剧中去读到如何揣摸领导的意图,从康熙智除鳌拜中读到如何韬光养晦……这类人中最高档的,是那些能够用诸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之类词汇掩蔽自己真实意图的人。用一句俗语说,就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类人最多,充斥了整个中国历史,只是有的好一点,多少做了点好事。若要问谁为代表,曾国藩是也。
第三类是把经史的文字和内涵都读懂了,既不愿像第一类人那样傻,又不愿像第二类人那样“奸”,只好超脱出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于是,或者学陶潜那样归隐(逃也),或者像阮籍那样装疯(躲也),或者如白居易那样在官场中“闲适”(玩也)。不过,能够真正归隐的人毕竟太少,大多数还是像王维之流一样,将其作为“终南捷径”,只是第二类的变种罢了。读懂了的人太聪明,聪明人往往不能为第二类人相容,掉脑袋的机会就太大了。而能够“玩”下去的人,一要真正看穿,二要有“玩”的本钱,三要有点“以手推松曰去”的意志力。
如果你正在读经书史书,或者正打算读,那么你愿意成为哪一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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