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疗法”一词由Bibliotherapy翻译而来，又称书目疗法、图书疗法等，是指综合运用心理学、医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有选择性的阅读资料和指导性的阅读，来寻求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从而排除读者的心理困扰与障碍，调整读者心理状态，达到辅助治疗的目的[1]。 Bibliotherapy一词由美国的塞缪尔于1916年首次提出并走进人们的视野。我国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始于1988年[2]，之后在医学、心理学和图书情报学等领域逐渐受到关注。经过30余年的发展，阅读疗法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现状、进展以及更深层次的内容。近些年，已有多位作者分别利用文献计量或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对阅读疗法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但是其分析大多并不深入，仅有2篇论文被CSSCI收录。分析内容也仅停留在研究现状和进展概述层面，缺乏对于阅读疗法研究热点的总结和发展趋势的探讨。同时，将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论文也较少，而本次研究将采用这种方式对阅读疗法的相关论文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深入挖掘论文间的关联信息，从更深的层面展示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现状、热点和趋势。

1 数据统计源及分析工具

本次研究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的期刊数据为数据统计源，以“题名=(‘阅读疗法’+‘阅读治疗’+‘读书疗法’+‘读书治疗’+‘书目疗法’+‘书目治疗’+‘书籍疗法’+‘书籍治疗’+‘图书疗法’+‘图书治疗’+‘文献疗法’+‘文献治疗’) OR 关键词=(‘阅读疗法’+‘阅读治疗’+‘读书疗法’+‘读书治疗’+‘书目疗法’+‘书目治疗’+‘书籍疗法’+‘书籍治疗’+‘图书疗法’+‘图书治疗’+‘文献疗法’+‘文献治疗’)”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2019年以前。检索日期为2020年4月18日。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清洗，去掉一些征文启事、会议通报和相关资讯之后，得到满足条件的结果1373条。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采用EXCEL作为统计分析和制图工具，采用CiteSpace(5.5.R2版本)作为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工具。

2 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现状

2.1 年发文量统计分析

发文数量是文献计量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趋势。笔者对我国阅读疗法相关研究论文的年发文量进行统计，得到年发文量曲线图(图1)。通过曲线可以看出，1997年以前，我国阅读疗法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2篇，表明我国对于阅读疗法的研究在此阶段并不十分重视，相关论文主要集中在一些基本概念的探讨，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1998年至2003年，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加，阅读疗法开始受到关注，相关研究开始起步。2004年以后，年发文量开始出现激增，并且持续至2010年，达到阶段性峰值，表明阅读疗法已经成为一些领域的热门研究主题，相关研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10年以后，阅读疗法相关论文的年发文量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回落，但是年发文量仍然保持在70篇以上，表明阅读疗法在我国的研究进入平稳发展期，研究人员开始注重研究内容的深层挖掘。

因为影响年发文量的因素较多，所以年发文量曲线的波动性较大，其对于相关领域发展趋势的反映有时会有偏差，而且年发文量数据不是累积数据，无法用数学函数进行表征。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阅读疗法的学术发展趋势，笔者对我国阅读疗法相关论文的年累积发文量进行统计，并尝试用SPSS和EXCEL对其进行函数曲线拟合，测试后发现，其与四次曲线的拟合程度较好，拟合度R2=0.9986。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其拟合公式为：F(t)=-0.0073(t-1997)4+0.5031(t-1997)3-8.8345(t-1997)2+53.477(t-1997)-75.652，其中F(t)为年累计发文量，t为论文发表年份。

根据图2中的拟合曲线可以清晰地看出，未来五年内，我国阅读疗法的累计发文量曲线预计会有明显的拐点下行趋势，表明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在逐渐减弱。如果近几年内没有找到新的研究突破口，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热情将会逐渐消退，相关发文量也会逐年减少。

2.2 核心研究力量分布

任何研究领域都有其核心研究力量，主要包括核心研究作者、核心研究机构和核心研究团队。主要研究力量的研究成果代表着此研究领域的前沿，也引领着此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我们有必要先对研究领域内的核心研究力量进行分析。

2.2.1 核心研究作者

1969年，著名文献计量科学家普赖斯曾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确定核心作者的普赖斯定律，即“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根”，经过多次修正后，普赖斯定律的数学公式表示为：http://rtt.5read.com/pdgpath/format?f=61b5fef758f279d83533527e8ecb7fdc/2aa73800d8d26ce1bce8e2933b5a0f7f.jpg其中M表示统计时间段内高产作者最低发文数量，Pmax表示在统计时间范围内，高产作者相关发文量的最大值[3]。经统计，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Pmax为42篇，所以M值取整数为4篇，即相关发文量超过4篇的作者为高产作者，这些高产作者可以成为核心研究作者的候选人，经统计核心作者候选人有31位。这31位作者的发文总量为358篇，并没有达到发文总量的一半686篇，表明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群并没有完全形成，只是部分作者表现非常突出，在此研究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如何从这些高产作者中确定领域中的核心研究作者，笔者将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判定。

综合指数法是指将对评价对象有较强影响的各项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分值和权重，并转化成特定的指数后进行汇总排序，最后根据综合指数和排名来对评价对象的级别进行判定。该方法一般分为五个步骤，依次是确定评价指标、赋予权重、计算指数、确定阈值、汇总排序。

对核心研究作者判定有较大影响的指标很多，包括发文量、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数量、论文被引次数、论文的下载量、作者的H指数、发表的相关论文被核心期刊收录数量等。笔者通过专家调查法对这些指标及相应权重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将相关论文发文总量(A)、论文总被引次数(B)、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数量(C)、作者的H指数(D)和发表的相关论文被CSSCI或CSCD收录的数量(E)作为评价指标，其所占比重分别是25%、25%、20%、20%和10%。每一项评价指标的具体指数由该指标的实际数值除以该项指标的平均数值得出。综合指数Y的计算公式为：

Yi=(Ai/A均×25%+Bi/B均×25%+Ci/C均×20%+Di/D均×20%+ Ei/E均×10%)×100

(其中i=1,2,3，…，31),

经计算，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如上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A均=9.11、B均=111.78、C均=5.26、D均=3.01、E均=4.33。如果将各项平均值代入公式，得到的综合指数为100，因此，可以确定核心研究作者的阈值为100，即综合指数大于100的候选人可以认定为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笔者对各候选作者的综合指数进行排序，排名前10位的作者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宫梅玲、王波、王景文是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三者各项指标的排名都很靠前，尤其是综合指数遥遥领先，对于这三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可以重点关注，他们近一段时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代表了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最前沿内容。李东、王连云、黄晓鹂三位作者在此研究领域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但从第一作者发文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其贡献更多地集中在团队合作的研究成果之中。徐海军和付婉秋的综合指数非常接近于阈值，表明其个人研究实力已经非常接近于核心研究作者，二者发文数量并不多，却获得了较高的被引次数，表明其科研成果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唐品和杨桦两位作者的表现虽然弱于核心研究作者，但是其综合指数也都接近于70，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两人的发文数量都不多，发文年代较近，如果以后在阅读疗法领域继续深入研究，有望在短时间内进入核心研究作者行列。

2.2.2 核心研究机构

因资源、技术、人才、地域等优势，某些机构在一些研究领域会有更具影响力的科研产出，这些机构往往被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对于核心研究机构的判定同样可以通过综合指数法来完成。核心机构的评价指标只涉及三个，即机构发文总量(E)、论文总被引次数(F)和相关论文被CSSCI或CSCD收录量(G)，利用皮尔逊系数对这三项指标进行考查发现，E和F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4]，所以这两个指标的权重应该相同，相比之下G的作用稍弱，因此，三者的权重最后确定为40%、40%、20%。利用普赖斯定律对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机构发文量进行统计可知，机构发文总量的Pmax=85,所以，M=6,即发文总量超过6篇的机构都可以认定为核心研究机构的候选机构,共有29个。因此，核心研究机构综合指数Z的计算公式为：

Zi=(Ei/E均×40%+Fi/F均×40%+Fi/F均×20%)×100 (其中i=1，2，3，…，29)

经过计算可知，我国阅读疗法核心研究机构评价指标的平均值：E均=12.21、F均=119.50、 G均=3.93,判定核心研究机构的域值仍为100，各研究机构的综合指数和排名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阅读疗法的核心研究机构共有4个，分别是北京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华北理工大学和南京大学，前三个机构综合指数皆超过400。北京大学发表的论文被引次数明显高于其他机构，表明其研究成果更具影响力，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华北理工大学在发文量上遥遥领先，且该机构阅读疗法领域的作者数量较多，表明该机构在科研产出能力和人才储备上更具优势。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因为宫梅玲等人的卓越贡献，在综合实力上表现突出。南京大学在阅读疗法领域的表现，虽然弱于以上三个机构，但是其能够入选核心研究机构，表明在阅读疗法研究的某些分支领域有较强研究能力，相关研究人员可根据研究方向对核心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进行有选择性的研究。从综合指数也可以看出，核心研究机构的断档现象较为明显，其他机构在此领域的研究水平较核心研究机构有明显的差距，排名第10位的机构综合指数刚刚超过50，得分明显偏低，表明阅读疗法研究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研究领域，其受关注程度相较于其他热门研究领域仍然较低。

2.2.3 核心研究团队

除了核心研究作者和机构外，还有一些研究团队在某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团队主要有同一机构内部合作和跨机构合作两种合作模式，前者更为普遍。笔者利用CiteSpace对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所有作者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如图3所示。图中圆圈的大小代表作者的发文量多少，与作者连线的数量代表其与他人合作的次数，连线的粗细代表两个作者间合作的密切程度。图中颜色的深浅可以显示团队活跃的时间段。颜色越深代表时间越久远，颜色越浅代表时间越近。

从图3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核心团队主要有4个，如图中的椭圆部分所示。 其中最大的学术团队是以王景文为代表的华北理工大学研究团队，该团队无论发文数量还是团队人数都明显高于其他团队，从区域的整体颜色来看，该团队在最近几年更为活跃。第二个学术团队是以宫梅玲为代表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研究团队，该团队在阅读疗法方面的科研实力也非常强大，团队人数也较多，从图中的颜色显示来看，研究活跃年份更趋向于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早期，而宫梅玲本人则是从我国阅读疗法研究起步一直到现在都专注于本领域的发展和研究。第三个研究团队是由杨桦为代表的江苏大学研究团队，该团队的科研成果较前两个团队的影响力要弱一些，图片展示颜色更偏重于浅色，表明其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转入阅读疗法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属于该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如果继续深入研究，有可能会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团队。第四个团队是李芬为代表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山西省气象局合作团队，该团队虽然影响力较小，但是是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跨机构合作的团队的代表。除了以上团队外，还有一些三人或两个小团队也有较高的影响力，如以范文田为代表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团队，以付婉秋为代表的大连交通大学研究团队。核心研究团队往往与核心研究作者与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王景文团队中的黄晓鹂、李东、苏丽亭都入选了核心研究作者，都出自于核心研究机构华北理工大学，宫梅玲团队同样如此。

3 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热点分析

利用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功能，可以对特定研究领域的热门研究主题进行锁定，利用每个聚类下的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可以判断出此关键词在研究主题中的活跃程度。中介中心性的原始定义是一个节点担任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桥梁的次数。节点充当“中介”的次数越多，其中介中心性越强[5]。CiteSpace中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代表关键词在聚类中的重要程度，一般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即核心关键词。中介中心性的数值越大，表明其在该聚类主题下起到的作用越大。笔者对能够搜集到的与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相关的所有论文的题录数据进行转换后，针对题录中的所有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即在CiteSpace软件中依次进行如下操作：Projects→Keyword→Visualize→Clusters→Find cluster with indexing terms，可以得到面积不同的8个聚类区域，如图4所示。图中面积的大小代表聚类规模，聚类规模是聚类内关键词数量的表征值，聚类规模数值越大，表明聚类内的相关关键词越多，同时也说明该聚类主题越受关注。聚类内的具体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值和聚类规模的具体数值由软件内嵌的谱聚类算法自动生成，可通过软件的Cluster Explorer来进行获取，如表3所示。每个聚类区域会对应一个聚类标签，即#后面的关键词，这个聚类标签是CiteSpace在聚类区域内利用突变检测算法提取出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明显新趋势或快速变化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可以反映研究领域内科研兴趣的突然增长。笔者利用聚类标签，结合其所属聚类区域内的其他核心关键词，采用人工归纳的方式分析出该聚类的研究主题，具体内容见表3。对图4和表3中的关键词和聚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可以判断出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热点。

3.1 阅读疗法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在我国虽然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并没有形成非常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因此，相关专家和学者现在仍然非常关注阅读疗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机理、对象、技术、功能等内容；也包括国内外阅读疗法研究现状、历史沿革、发展历程等，如刘胜江等从治疗、预防、发展三个方面对阅读疗法的功能进行分析[6]，王波则对先秦到明清时期的阅读疗法思想进行了梳理，并从历史基因、民间土壤、理论新解和发展现状等方面对阅读疗法进行全面解读[7]。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基础理论并不完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

3.2 阅读疗法对应症与书方配伍

对于阅读疗法的对应病症研究是我国阅读疗法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主题，从现有的研究结果可知，阅读疗法对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8]等疾病在康复期的辅助治疗有较好的效果，同时对于学生因为失恋、考试、就业[9]等心理压力而造成的失眠、焦虑等心理障碍有直接的缓解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阅读疗法研究对象范围也由成人扩展到儿童。研究人员发现阅读疗法对于儿童的情绪管理和童年创伤修复方面也有较好的效果。而阅读疗法的主要工具是图书，因此对于不同问题对应的书方配伍也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主题，宫梅玲对于失恋[10]和童年创伤[11]引发的抑郁障碍进行了书方配伍研究。杨桦[12]等则对阅读疗法书方的药性进行了量化研究，从表3可以看出，此研究主题的聚类规模最大，表明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热门研究主题。

3.3 阅读疗法实践与基地建设

随着阅读疗法研究理论的不断深入，相关的实践研究在我国也逐渐开展。宫梅玲团队从2011年开始利用阅读疗法对大学生的心理焦虑、网瘾等问题进行辅助干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利用新浪网开展“书疗小屋”，在网络阅读疗法的探索中也作出了较大贡献[13]。陈书梅专注于自然灾害发生后阅读疗法在心理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在汶川地震后，利用阅读疗法帮助受灾儿童进行健康心理的重建[14]。李慧菊等利用阅读疗法在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方面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5]。随着实践研究不断开展，阅读疗法实践基地的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宫梅玲团队于2008年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阅读疗法基地，华北理工大学也从打造人才团队、建立阅读疗法场所、开发网络阅疗网站、创建阅读疗法刊物等多个维度开展阅读疗法基地的建设[16]，从目前来看，实践研究与基地建设将成为我国阅读疗法的重点研究主题。

3.4 国外阅读疗法引进与推介

由于国内阅读疗法起步晚于国外，因此对于国外阅读疗法研究的先进方法和实践进展的引介性研究成果较多。如王波曾对英国阅读疗法之母韦尔瓦·帕亭顿和权威专家约翰·穆勒的阅读疗法思想进行全面介绍，总结国外由认同、净化、领悟组成的阅读疗法经典三原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总结出阅读疗法的四大基本原理[17]。王林军对于俄罗斯阅读疗法研究的起源、现状、进程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18]。王景文等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对于国外阅读疗法的主要研究力量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19]，于志涛则对于国外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20]。苏丽亭对国外阅读疗法研究基地的建设情况进行了系统论述[21]。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国外先进研究经验并指导国内阅读疗法研究的创新实践大有裨益。国外阅读疗法研究将会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主题。

3.5 阅读疗法与阅读推广

阅读推广是现阶段各类图书馆的主流业务之一，几乎每个图书馆都在开展各种类型的阅读推广活动。而近几年阅读疗法在阅读推广中逐渐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成立了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并发布了阅读疗法对症书目，以达到阅读治疗和阅读推广的双重目的。陈国玲在总结阅读疗法的协同合作、行知践道、以人为本三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阅读疗法的阅读推广新模式[22]。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则是将“交互式阅读疗法”直接应用到阅读推广活动当中[23]，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李文祥着重探讨了阅读疗法在儿童阅读推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24]。随着阅读推广工作的不断推进，读者将更加注重阅读的品质及其对于身心的影响，而阅读疗法正好可以满足读者的这类需求，因此阅读疗法与阅读推广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

3.6 阅读疗法教育与人才培养

阅读疗法是一门交叉性非常强的研究领域。从事阅读疗法研究与实践的人员，除了需要有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知识，还需要掌握心理学、医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同时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较少，因此对于阅读疗法的相关教育与人才培养已经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重视。夏旭等针对医学院校开设阅读疗法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探讨，并从教材、内容、学时、考核等多个方面对阅读疗法的课程体系进行构建[25]。华北理工大学则于2015年针对全校学生开设了阅读疗法选修课[26]。很多高校也开始将阅读疗法的相关内容嵌入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之中[27]。针对阅读疗法相关人才稀缺的问题，王景文等提出了建立阅读疗法人才培养中心的理念，除了培养新的人才队伍外，对于已有的阅读疗法从业人员，也应该提供更多的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28]。

3.7 阅读疗法的研究技术与方法

在阅读疗法的研究过程当中，除了传统的定性、定量、问卷调查、访谈、实证研究方法外，很多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被应用其中，包括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大数据、内容分析法、SWOT法、对比研究等方法。如黄晓鹂利用共词分析法对国外阅读疗法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29]，韩梅花等提出基于用户画像治疗抑郁症的阅读疗法新模式[30]。宫梅玲则将医学和心理学常用的护士观察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等方法引入到阅读疗法当中，使得阅读疗法实践的具体效果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评价方式[31]。随着网络阅读疗法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研究技术将会助推阅读疗法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3.8 阅读疗法实施障碍与对策

虽然阅读疗法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阅读疗法的实践与实施仍然存在很多障碍。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对这些障碍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王景文从阅读疗法意识淡薄、思维困境、人才匮乏、技术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五个方面探讨了我国阅读疗法实施的困境，并从建立阅读疗法宣传推广中心、人才培训中心、实践示范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四个方面提出消解策略[32]。熊欢欢认为阅读疗法实施中的障碍主要在于研究主体单一、发展模式保守、疗效无法保证，提出拓展研究主体、注重效果评价、多领域联合实施的发展对策[33]。阅读疗法的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随着实践的推进，很多新的障碍还将不断出现，因此对于这些障碍与对策的研究一直需要关注和面对。

4 我国阅读疗法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CiteSpace的Timezone功能，对不同时间段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梳理出特定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同时也可以通过最近一段时间较为活跃的关键词来判断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趋势。笔者对于我国阅读疗法近五年的关键词进行Timezone分析，得到图5，结合相关文献对图5中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后，可以发现我国阅读疗法研究呈现出五个趋势。

4.1 阅读疗法标准化与评价研究

阅读疗法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其操作与实施都需要有整体的规划、规范的流程、科学的方法。但是我国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流程。什么环节利用什么工具，针对什么病症配伍什么样的书方，都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阅读疗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将会是未来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现阶段，我国阅读疗法实践正处于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的阶段，其流程是否合理、疗效是否明显等都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这对阅读疗法的信度和效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34]，因此，对于阅读疗法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价的研究也需要尽早提上日程。

4.2 阅读疗法本土化与应用对象拓展

阅读疗法是一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在国外已有很长的研究历史。国内的研究人员对于阅读疗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大多采用直接照搬或借鉴的方式，很少重视阅读疗法的本土化研究，虽然王波、湛佑祥等在阅读疗法本土化方面已经作出较大贡献[35]，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同时，阅读环境和方式的改变也让阅读疗法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陷入新的困境[36]，这些困境如何消解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我国阅读疗法的应用对象仍然停留在大学生和精神疾病患者身上，最近几年才开始应用到老年人和儿童，国外已经将此范围进行了多元化的拓展，包括犯人、吸毒者、酗酒者、残疾人等，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可以预见，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对象也将不断拓展。

4.3 阅读疗法副作用与书方药性量化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阅读疗法的研究大多都在宣传阅读疗法的积极作用，很少有人考虑阅读疗法的副作用，但是事实上阅读疗法的副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书目搭配不当、阅读量过大、误读书籍、心理排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阅读疗法失败或起到相反的作用[37]。因此，对于阅读疗法副作用的研究将会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另外，国内已有人着手研究阅读疗法书方的配伍，但是所开具书方的药性却并不明确，而明确书方的药性是开展阅读疗法的基础，会直接影响阅读疗法临床的实际效果，因此，对于书方的药性量化研究应该尽早开展。杨桦等从书方的药性分类、量化途径、量化流程等方面对书方药性量化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38]，但这仅仅是书方药性量化研究的开始，仍有待深入。

4.4 多学科联合协作与立体化运作

阅读疗法属于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除了图书情报领域外，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也非常关注，但是现在的研究局面却是各个学科单独行动，各自为战，并没有进行联合协作，这对于阅读疗法的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多学科联合协作，可以使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突破原有研究思路与技术水平的禁锢，在合作中沟通交流、互相支持、协作互补，从而实现阅读疗法的系统化研究，宫梅玲等人提出的亲缘方法互补、多媒介共用、多部门联合的立体化运作方式为阅读疗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39]，同时，也与多学科联合协作研究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些协作创新的方式必然会推动阅读疗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4.5 网络阅读疗法与新技术应用研究

新媒体与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传统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们已经普遍开始利用手机、PAD等智能化终端来进行阅读，这是阅读疗法研究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由此，网络阅读疗法于21世纪初应运而生，但是整体来看，这一疗法在国内的发展并不顺利，很多机构虽然建立了网络阅读疗法平台，可是功能并不完善，总体质量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阅读的网络化趋势已经形成，加强网络阅读疗法的研究势在必行。另外，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云存储等新兴信息技术已经在很多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阅读疗法研究领域却涉猎较少，如何将这些技术引进到阅读疗法研究领域并发挥作用，也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主题。

5 总结与讨论

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研究，我国阅读疗法研究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历了漫长的起步期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期，其研究热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以宫梅玲、王波和王景文等为代表的核心研究作者带领他们的科研合作团队为我国阅读疗法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也带动北京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和华北理工大学等机构成为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阅读疗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国外先进经验的引介、对应症与书方配伍、实践与基地建设、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技术与方法已经成为此领域的研究热点。虽然阅读疗法的研究已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但是在国内的实践却仍然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如何解决，也成为阅读疗法研究领域的热门主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阅读疗法研究的关注点也开始发生变化，阅读疗法的标准化与评价、本土化与应用对象拓展、副作用与书方药性量化等提上研究日程，阅读环境和方式的变化催生了网络阅读疗法，其有可能成为我国阅读疗法的重要发展方向，而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加入，也将为我国阅读疗法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无限的可能。作为交叉学科的代表性研究领域，多学科协作创新与立体化运作将会推动阅读疗法研究真正实现系统化。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以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为主要研究方法，用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数据源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础，而我国阅读疗法研究的成果形式较多，除了期刊论文外还包括专著、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形式，本次研究只采用了期刊论文作为数据统计源，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将多种形式的科研成果纳入计量范围，使分析结果更准确。(2)在利用CiteSpace进行热点主题分析时，只关注了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而忽略了中介中心性不高但有突发潜力的关键词，从而使分析不够全面。同时，不同的知识图谱工具因为其核心算法的不同，对同一数据的分析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而本次分析只采用了CiteSpace一种分析工具，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采用多种知识图谱工具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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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2.1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4.012

*王贵海，ORCID：0000-0001-7716-0756，邮箱：wangguihai@foxmail.com。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7日

 修回日期：2020年6月2日

原文链接：基于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的我国阅读疗法研究

发表于《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