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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不为人知的三段婚姻
(2012-02-03 08: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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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金庸情感香港武侠朱玫林怡乐 |
分类： 婚姻情感 |
文/圆融一笑
金庸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武侠小说，他精通英语、是香港大报纸《明报》的创始人，知道这些的人反而少一些。同样，金庸对于他的私事谈得很少，非常低调，他大儿子为情自杀，他的三次婚姻都少为人知。金庸武侠小说里有很多流传甚广、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无论年龄、背景，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杨过与小龙女，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都是大家所向往的，金庸自己的爱情却有点像张无忌。
金庸先生说自己的爱情很坦诚“我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是很圆满的，也谈不上凄美，总之不是很圆满，不很理想。”他说最理想的爱情最好一见钟情、从一而终，一直到白头偕老，并承认自己做不到，他曾经对不起别人，别人也曾对不起他，总之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结局。
第一任妻子离他而去
金庸第一任妻子出身富家，金庸与之一见钟情，并勇敢追求，最终美人离去。很多年后，美人老去，贫病而亡。这样的事情，至今说来，都让人唏嘘不已。这就是金庸说的“别人也曾对不起他”。
金庸的第一次婚姻，是一见钟情的产物。那是在1947年的夏天，23岁的金庸在杭州为《东南日报》副刊主持《咪咪博士答客问》的专栏。这是一个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大众性知识专栏，吸引了很多求知欲很强的读者。其中，有一个叫做杜冶秋的读者，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引起了金庸的注意。每次收到他提出问题，金庸总是第二天就给予回答，彼此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他就想认识一下这位小朋友。他们约好了时间，金庸如期到杜冶秋家造访。
在杜家，金庸见到了小读者杜冶秋，还见到了他的父母和17岁的姐姐杜冶芬。金庸对杜冶芬的印象极好，觉得这正是他所寻寻觅觅的理想爱人。于是第二天，他给杜家送来几张戏票，请杜家的人去看戏。杜家对金庸这个小伙子的印象也不错，对他很客气。这就为金庸到杜家串门提供了方便。不久，杜家人发觉金庸在打杜冶芬的主意，虽然觉得不够门当户对，但对金庸并没有反感，便没有加以阻拦。
1947年的10月，金庸考入上海《大公报》，当编辑。离开了杭州，不能经常去杜家了，他就与杜冶芬用书信沟通感情。鱼雁的频繁往还，成为他们感情的加速器。1948年3月，金庸被派到复刊的香港《大公报》担任英文编辑。此时他与杜冶芬刚刚拉开爱情的序幕，真的不想离开上海，杜冶芬也不希望他留在香港。临行前，杜冶芬到上海为他送行，在机场大厅，杜冶芬含情脉脉地说：“我们每天都各自祈祷一次，祈盼你早日回来。”
本来上海《大公报》的总经理答应金庸去香港半年，可是半年后，还是没有人接替金庸。这时他与杜冶芬的恋情逐渐升温，彼此都有组成家庭的愿望。于是，金庸从香港飞回杭州，正式向杜冶芬求婚。经杜家同意后，在这一年的秋天，杜家为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新婚的日子是很甜蜜的，金庸为这次新婚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林欢”。这是从金庸的本名查良镛中的“查”字里，取个“木”字，从杜冶芬的“杜”字里也取个“木”字，二“木”成“林”；又取意于“新婚的欢爱”，这就组成了“林欢”。可见金庸对他的这次婚姻是相当满意和幸福的。
不久，杜冶芬跟随金庸到了香港。在杭州长大的杜冶芬不会说粤语，当时香港又不流行普通话，几乎无法与外界联系，生活很不方便。金庸每天记录、翻译英文电讯，十分忙累，而且经常值夜班，以便将翻译的电讯第二天清晨见报。没有丈夫和子女陪伴的杜冶芬自然在感情上感到孤寂。加之，她是富家出身，从小过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当时的金庸收入不多，日子过得很艰苦。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杜冶芬感到在香港无法继续生活，便径自回到内地，夫妻开始分居。到1953年他们已经不能修复破裂的感情，就离婚了。
至于离婚的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杜冶芬在香港饱尝感情沙漠之苦，回到杭州就寻求到精神的绿洲；也有的说金庸因为她没有生育而与她离婚的。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只是金大侠一直对此保持缄默。
第二任妻子被他抛弃
很多事情似乎冥冥中有着安排。第一任妻子离开了金庸，金庸却抛弃了第二任妻子。金庸功成名就的时候，据说是酒吧的小侍应一句温存的话，结束了他与第二任妻子朱玫患难与共的婚姻。这就是金庸说的“他曾经对不起别人”。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是朱玫，又叫朱露茜，是取自英文玫瑰“Rosy”的音译。1933年生于香港，香港大学毕业。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敬业的新闻记者。
她与金庸是1956年5月1日结婚的。他们是同行，都对新闻事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执着的追求。当时的金庸在编辑之余创作新武侠小说，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他版税的收入不菲，妻子朱玫也有积蓄，他们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明报》。这是一个夫妻档的报纸，金庸当主编，统筹全局，朱玫当记者，到处采访消息。创办初期，工作繁杂，其紧张和劳累的程度不言而喻。最初《明报》的销路不畅，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尤其是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更增加了经济负担。为了应对这种艰难的局面，靠典当物品来维持《明报》出版和家庭生活。他们几乎每晚都是工作到半夜，为了提神买杯咖啡，都是夫妻共饮，舍不得每人买一杯饮用。夜半时分回尖沙咀的家时，小轮渡已经停止运行。为节省几枚港币，他们舍不得单独租小船渡江，而是等够了六个人，小船才开行。他们就是这样摸爬滚打地将《明报》坚持下来，尤其是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的连载，吸引了大批读者，《明报》的印数直线攀升，到1966年已经发展成报业集团，在香港新闻界已经是赫赫有名了。
此间，朱玫为金庸相继生了两儿两女，本来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过安详的日子。可是她是个有追求的事业型的女人，她先后创办了《华人夜报》和《明报晚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事业，竟然忽略了金庸因感情得不到慰藉而出轨的事。她与金庸共同度过了《明报》创业的艰难时期之后，终于分手了。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曾多次劝谏父亲不要离婚，但未能如愿。当时朱玫为维护她的孩子的利益，提出了两个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为她支付一笔补偿金；二是要继任者做了节育手术，才可与金庸结婚。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她为金庸生的儿女都跟随金庸生活。
离婚后的朱玫一直单身，1998年的冬天，朱玫因病去世，终年63岁。她与金庸筚路褴褛地度过了创业的艰辛，而在金庸的事业辉煌之时却孤寂地了此一生。
第三任妻子相守到老
林怡乐是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按年龄来说，他们相差29岁，属于两代人；但是这对忘年鸳鸯结婚二十多年来，一直相依相伴，如胶似漆，为金庸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金庸与林怡乐的相识，完全出自偶然。在1970年代，金庸的妻子朱玫创办了《华人夜报》。这是《明报》报业集团下属的一家报纸。后来朱玫与《华人夜报》的总编辑王世愉因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王世愉愤而辞职，并带走了几个骨干员工，从而使《华人夜报》陷于停顿状态。这件事很伤朱玫的面子，就将一腔愤怒撒在金庸身上。金庸觉得这件事朱玫处理得不好，反而迁怒于他，当然不服气。因此，夫妻就吵了起来。吵架过后，金庸心里郁郁难平，就到报馆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咖啡。招待他的是一个16岁的侍应生林怡乐。这个小姑娘很喜欢都金庸的小说，从书中的作家照片上，她对金庸留有很深的印象。起初，她觉得这位顾客很面熟，暗地里端详，才认出了这是武侠大家金庸，更是显得热情而周到。金庸对这个身材高挑，面容姣美，让人看了赏心悦目的小侍应生，也颇有好感。当时酒吧里的客人稀少，为他们提供了交谈的机会。在结账时，金庸额外给林怡乐10元钱的小费。林怡乐见到这10元钱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有客人这么大方过，这个数目相当于她半个月的打工薪水。她觉得不能收，就退回给金庸说：“您靠写作赚钱，很不容易的。我喜欢读您的书，有机会认识您，就非常高兴了。”几句话说得金庸心里美滋滋的。
金庸与林怡乐这次见面以后，脑子里总是回旋着林怡乐的身影。以后，只要有时间就到这家酒吧喝咖啡或饮酒。日久生情，他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密切了。有一次金庸来酒吧喝酒很兴奋，竟然喝醉了。头晕乎乎的，趴在酒吧桌上昏昏睡去。林怡乐征得酒吧老板的同意，就与另一个侍应生将金庸扶到里间的大沙发上。林怡乐心里惦念着金庸，抽空进里间看望他。当金庸醒过来时正好林怡乐进来看他。林怡乐说：“金先生，您好些吗，你刚才喝多了。”说罢就给金庸倒了杯茶。金庸接茶杯时，顺手拉住林怡乐的纤纤细手，唐突地问道：“你能嫁给我吗？是不是嫌我太老？”这连珠炮般的问题问得林怡乐激动得不知如何回答。
隔了一天，金庸又来酒吧时，他直勾勾地注视着林怡乐，希望得到他的回答。林怡乐凑近他悄声说：“我同意您的想法，会很好地照顾您的。”这样，这对忘年鸳鸯就走在了一起。不久金庸和林怡乐在跑马地共筑了一个爱巢。
起初，朱玫还被蒙在鼓里。当时，金庸每天夜里都要为《明报》撰写社论，很晚才回家，或者干脆不回家，住在写字间。后来朱玫发现金庸夜里没有回家，而是要一个见习编辑到外面去取社论。朱玫感到蹊跷，就质问见习编辑怎么回事？小编辑在老板娘面前不敢撒谎，就如实汇报，朱玫才猛然惊醒，金庸有了外遇！
真相已经败露，金庸提出与朱玫离婚。金庸与林怡乐很简单地举行了婚礼。后来，金庸送林怡乐到澳洲学习。四年后又回到金庸的身边，成为金庸的得力助手。林怡乐十分贤惠，他对朱玫的三个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犹如亲生的一般，就连朱玫也说不出不满意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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