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概况述评

建国前的 《三国演义》研究

　　胡适认为, 《三国演义》 , “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演义, 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 ” (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89页。 上海书店复印。 1980年) 。
　　鲁迅认为, “三国”的人物和故事, “不简、 不繁, 适于作小说。 ”小说人物曹操、关羽, 写的很好。 尤其是关羽斩华雄、 华容道义释曹操, “真是有声有色”。 他对 《三国演义》 的思想成就, 有肯定也有批评。 认为 《三国演义》自有其永恒价值。

建国后的 《三国演义》研究

一、 主题思想研究

　　1. 无主题说

　　何满子认为 “在 《三国演义》 和其它许多小说的研究实践中, 已证明用单纯的、 抽象的 ‘主题’ 来概括一个生活内容丰富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 ” (参见 《“主题”问题献疑》《光明日报》 1984年11月27日) 刘知渐认为对于 《三国演义》研究来说, 只需 “指出这个主要倾向, 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部历史小说的其它方面, 可以暂时不必给它规定什么主题, 尤其 《三国演义》 这部作品, 从宋代 ‘说三分’ 的评话艺人到罗贯中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修订者都插过手, 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 很难确定它的主题。 ” (参见 《 <三国演义》 是为‘市井细民’ 写心的历史小说》 《光明日报》 1984年6月12日)

    2. 模糊主题说

　　欧阳健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应当用比较模糊的方式来加以处理, 否则是会钻进牛角尖去的。 ”因为“对于主题, 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要求明晰, 而是要求模糊。 ” 《三国演义》主题的模糊性有三个依据: 其一, 罗贯中写小说 “是他对于客观社会生活 (历史素材) 的认识和体验所造成的冲动,他不会没有 ‘立言之本意’ , 亦即目的性的追求; 但又不一定事先就设计出了一个非常明晰的主题,来作为提挈创作过程的‘统帅’和‘灵魂’。”其二,“罗贯中对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无片言只语的交待存留下来——有的作家即
　　便有序跋之类,也不见得就与他的动机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种意图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其三,罗贯中的读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
　　层,以至不同气质、性格、素养、爱好的读者,他们从《三国演义》中领悟到的东西是不同的。” (参见《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 《明清小说研究》2辑)

　　3.有主题说

　　①拥刘反曹说,或叫正统说。周立波认为, “罗贯中是拥蜀反魏的”,“曹操在罗贯中眼里是个否定的典型”。全书“满怀同情地描写了”刘备“深得民心”。 (参见《谈〈三国演义〉》《文艺学习》1955年9—10期)
　　②忠义说。褚斌杰认为,刘、关、张“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是应当肯定的。”“这种‘恩若兄弟’的结义,在人民群众为了共同理想而组织、动员和团结自己的力量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说中的“忠义”, “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 (参见《谈〈三国演义〉》 《大公报》1954年3月24日)
　　③人民愿望说。霍松林认为,小说“作者对农民起义并不见得同情,但是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思想情感和愿望。” (参见《略谈〈三国演义〉》 《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④封建阶级内部斗争说。李景林认为: 《三国演义》是以“乱世”中的三国相争的历史为蓝本, “描写了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相互间的矛盾斗争”, “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真实面貌,揭示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对其进行了“谴责和否定”。 (参见《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2期)

　　⑤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认为, 《三国演义》通过汉末乱世, “农民起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的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参见《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3期)1983年后有人提出“分合”说,与此说稍有歧异,大意略同。
　　⑥悲剧说。黄钧认为, 《三国演义》的“巨大的美学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提供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象,而且还在于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进而揭示了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和归宿”,它是“悲剧时代所诞生的一部历史悲剧,它既是民族的苦难的自白,也是民族的勇气和信心的见证。” (参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 《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⑦人才说。王基认为, “《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谁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谁就有可能成为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纷争、军事角逐的的漩涡激流中的胜利者。” (参见《 〈三国演义〉主题新探》 《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于朝贵认为,“描写不同人才的命运和他们的奇智奇谋, 歌颂作者认为最理想的人才, 则是小说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 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参见 《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三国演义学刊》1辑)

二、 创作方法研究

　　1.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李厚基认为, 《三国演义》 “虽没有去创造超现实的、非人间的世界, 然而它的虚构极充分, 夸张极大胆, 这就有理由说它是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再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生活面貌和那段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 (参见 《用浪漫主义的想象 “改造”史实的范例》《新港》 1980年12期) 刘知渐也认为, “ 《三国演义》 的艺术风格属于浪漫主义, 这是和民间文艺分不开的。 ” (参见《重新评价 〈三国演义〉》 《社会科学研究》 1982年4期)

　　2.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陈辽认为, “ 《三国演义》主要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参见《论 〈三国演义〉 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 1983年1期)

　　3.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霍松林对小说人物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作了分析后, 认为 “作者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企图改造现实, 征服自然的健康幻想和英雄气概。 在这里, 浪漫主义是和现实主义的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参见 《略谈 〈三国演义〉》 《语文学习》1955年11期) 吴小林认为, 小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参见《试论 <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三国演义论文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熊笃也认为, 小说是“二者的结合, 但其主流却是浪漫主义。 ” (参见《〈三国演义〉 并非“七虚三实”》《三国演义学刊》 2辑) 。

三、 人物研究

　　1. 类型化的小说人物

   李厚基认为, “在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里, 艺术典型多半是类型形态的。 ” “不管是小说、 戏曲里的张飞、 李逵、 诸葛亮 (人物、性格) , 以及各门艺术对感性形式的着意讲求, 追求程式化的严整完美,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 (参见 《典型初探》 《新建设》1963年10期) 傅继馥认为, 《三国演义》 人物是类型化的典型。 小说人物, “绝大多数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的表现。例如, 蓸操的奸、 诸葛亮的忠贞、 关羽的义、刘备的仁、 ……等等。 ”因而 “ 《三国演义》 人物的主要特征既不是丰富复杂的个性, 其语言动作和心理便常常是程式化的。 ” (参见 《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三国演义研究集》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3年版) 何满子还认为, “不能以西方的 ‘典型 ’概念来研究《三国演义》 人物, 这样作可能与作品隔了一层。 ” “作为历史小说, 人们关注的是情节、故事的发展, 而不是性格的成长。 《三国演义》的人物消溶在历史(事件)中,作者受制于历史,无法将丰富的人格显示出来,人物不过成了某种符号,或着是某种类型的体现。”(参见《〈三国演义〉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简报》(3) 1987年10月27日)

　　2.典形化的小说人物

    丘振声、刘名涛认为,小说人物“既体现了我国历代人们的某些共同的品质,又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诸葛亮还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参见《万古云霄一羽毛》同下)白盾也认为,诸葛亮是“具有最高度的集中性和最广阔的概括性的典型人物。”(参见《诸葛亮形象新探》 《三国演义学刊》1辑)侯吉子认为,曹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留下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 (参见《论曹操性格的真实性》《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石昌渝还就小说人物的“性格结构的多样统一”和“性格与环境的辩证统一”作了论述。并提出“既然是典型就不能是类型化,因而‘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参见《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 《三国演义学刊》1辑)。

    出处：《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霍松林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P1126----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