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前来北大参观《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的时候，按照临时路标指示，来到考古学院，忽然一个声音对我大喊：干吗东张西望？原来是老愚和金锋正在门口等我。他们身边一位发型颇具特征的男士向我伸手，我一边握手一边略显犹豫地问道：“原弓吧”？我当时东张西望，就是企图从院子里找到原弓《摇钱树》那个作品。

他们领着我走进一座古典建筑的穿堂门厅，门厅的尽头是一个由四座古典建筑围成的封闭小院落。这个四合院不大不小，正好适合让原弓安置他的作品《摇钱树》。天空横亘着几根金属丝，金属丝上挂满了从汶川地震灾民家里收购来的铁锄、铁扒。它们沿着金属线向空中和四方延伸，犹如一棵大树般枝繁叶茂，这大概就是《摇钱树》命名的来由。(四位参展的艺术家，从左至右：奚建军、金锋、原弓、左小祖咒)

《摇钱树》的以上创意只是完成了三分之一。那个四合院的环境构成作品的另一个三分之一。四座古典建筑都很古雅，瓦檐下的绘画装饰十分精细，用满族人喜欢的金色、蓝色、白色混杂的那种皇家色彩，描满了各种图案。无论走进故宫还是颐和园，我一见这种色彩就头晕。走在颐和园长达几千米的游廊里，虽然廊外就是那么美丽的自然风光，可是我会一路晕眩下去。《摇钱树》的环境当然不会受我个人感受的影响。这个环境既有古典文化的古色古香，和高等学府的高贵典雅，但在整体上充满了包括皇家在内的上流社会的权贵和威严。将农民的锄头放在这样的环境来展示，而且还命名为“摇钱树”，对比实在太强烈了，太意味深长了。锄头仅仅代表了劳动，但是劳动跟发财从来是一个分裂的概念。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院子是专门用来堆砌财富的，但是这里并不需要锄头。原弓买来的这些锄头，横亘在这个朱门绿檐、雕梁画柱的院子里，实在太突兀了，太不合法度了，太有视觉挑战和观念挑战了，甚至是一种权力挑战。

作者说他在布展时感觉到作品与环境的关系太紧张，冲突太大，忽然生起奇思妙想，将整个院子的地面，全部平铺上镜子，让锄头做成的整个摇钱树，和描金绘银的环境，在镜子的映像世界中，实现某种和解。这个创意还成功利用了天空的因素，辽阔深邃的宇宙才是世上一切对立因素实现和解的终极力量。

满地镜子成为作品的第三个因素，它同时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因为院子里的作品被四面的建筑紧紧围住，参观者无法拉开视觉纵深来欣赏作品。硕大的镜子反方向延长了天空的纵深，让参观者的视觉得到了解放。当我们从镜子里欣赏到卑贱的锄头、高贵的古典建筑与辽远的天空构成一幅和谐图景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匠心。

面对《摇钱树》这个作品，我基本上不是观赏艺术的眼光。我用什么眼光来看呢？我觉得我就是使用这个锄头的人，我自始至终是用这种眼光来看的。我非常欣赏在摄影界本身未必多有地位的摄影家焦波，当我翻看他所拍的《俺爹俺娘》时，对这个人充满敬意。

摄影被作为一种艺术传到中国来，所有摄影家都拍那些非常有艺术价值的，或者至少要把一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拍得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价值。诸如你的光用得怎么好，构图怎么好，怎么样把大自然拍得美，把一个人物拍得美，如何拍好历史性时刻等等。总之都在拍这些非常上流，非常经典，非常精致的东西。因为拍好这些才有读者关注他，他能够享有地位，评奖的时候能得奖，凭这些他可以成为著名的摄影家，著名的文化人，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我对焦波说：“你这个人多没出息，你从这个破败的村子里来，你学了摄影，拼命拍这个村子，拍那个虽然养育了你，却没有能力让你出人头地，没有能力把你送到上流社会的卑贱的父母，你就成天拍这个，多么耽误前程啊。可是你这个事情做得非常难得，不管你的作品怎么样，首先你的关注不一样。你的照片里面充满了对我们这些卑微村庄、卑贱人物的一种关爱，一种关注。你是一个孝子，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珍视自己根源的人。”所以焦波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

我讲这个故事跟《摇钱树》有关。我看见这些锄头感到非常亲切，就像看见焦波镜头下的“俺爹俺娘”一样。我知道原弓的锄头是从汶川地震灾区收购来的，他的画册里简要记述了他多次往返灾区，发放救灾物资、收购灾民的汽车和锄头的经历。他以几十元一件的价格从灾民手里收购这些派不上用场的旧农具，本身就是一种救灾方式。他还让灾民在卖给他的锄头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看到这些照片我很受感动。他用艺术的方式关注着农民的姓名和锄头，其意义完全是超艺术的，甚至是非艺术的。有人说这些挂在天空的锄头，实际上是写满天空的问号。这种联想看样子很艺术，但是“问号”本身更多的是非艺术的。《摇钱树》打动我的因素，主要乃是非艺术的，就像金锋的作品打动我的原因一样。

在我眼中，灾区的背景已经完全隐去了。无论是作者原弓，还是《摇钱树》这件作品，跟地震灾区及其救灾行为的关系，已经无关紧要。我把作者对灾民的关注，替换成了对农民的关注，对中国广大的芸芸众生的关注。这样一替换，所有这些锄头，就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尽管它跟我们当地锄头的款式有所不一样，但是我一听说锄头，就觉得那就是我命运中的那个东西。

我小时候跟着父老乡亲经常使用锄头，锄头是人类社会最卑贱的那一群人真正的生命所依，他们就是靠这个过日子的。要是没有锄头，他们就没有日子过，所以锄头等于这些卑贱人的生命，也等于他的命运。卑贱人群的整个命运就在这个锄头里。

不仅如此，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是由锄头所支撑的。甚至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以锄头为原点发展起来的。支撑当今这个世界的文化，主要是由农耕民族创造的，而农耕文化的起点，就在锄头上。可是，越是高度文明的社会，锄头越是成为卑贱的意象。锄头的实际价值与其社会形象的巨大反差，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许多荒谬特征。

就像焦波关注他的父母一样，有一个艺术家，他关注这些卑贱的锄头。在传统艺术中，绝大多数艺术家都不会想到把它画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个名叫原弓的艺术家，不但关注这些锄头，还用有偿收购的方式拥有着这些锄头，并利用它们做成一个作品，要让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意义。而他偏偏要在这个堆金累银的环境中，将那些锄头的造型命名为“摇钱树”，他是不是有意要用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命名，挑战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敢对此作过度阐释。我只想说，作者对锄头的关注，的确表现了某种现实态度、现实关怀，甚至也是参与现实的一种方式。我非常欣赏原弓先生的这种关注，也非常感动于这种关注，我非同一般地看重这个关注本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文学界有一种说法：我们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当时我们这些学习文学的人，非常信奉这些说法。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纯文学风潮，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坛的主潮。可是，“当代艺术”风潮，与文学界这种远离社会政治的风潮，好像恰好是逆向而行的。当代艺术的眼光，恰好是回到了写什么的问题上。一个艺术家关注什么这是首先要做出选择的问题，这关注本身就显示了意义。为什么金锋和原弓等人的作品让我感到亲切，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最后再讲一句私话。原弓现在的身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跟我是同一个单位的。他对汶川地震灾区的关怀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我不认识的博士生——现在大概已经毕业了。汶川地震刚发生不久，我院博士生张彬，组织一批写实派画家，为汶川地震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后来拍卖了三千多万元，张彬和他的画家朋友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汶川灾区。张彬为灾区画画的时候，正是原弓在灾区发放救济物资并收购锄头的时候。咱们院的艺术家真了不起，中国的艺术家真了不起。这种认识和体验，也是我参观这次艺术展的收获之一。

（在北京大学《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片段，有增补。2010年4月20日）

金锋的当代艺术与公民参与

摩 罗

我跟当代艺术如果说已经有一点关系的话，这关系是从金锋开始的。虽然以前也曾经有过接触，但是没觉得跟我有关。十多年前我见识过一个印刷艺术行为，一个男人将自己的阴茎蘸上油墨，印刷在一位美女的大腿上，我还用相机拍下了这个过程。另外一次，一群艺术家搞一个作品，里面用了活的生物，比如把一条蛇，用铁丝贯穿起来，让它在整个作品之中不断挣扎。当时我还跟朋友们有过争论，我们做这些艺术作品，究竟要不要考虑它的人文性，你这样用一个活的生命做作品，是不是违背了某种比艺术更高的价值，比如某种不可逾越的伦理价值。十年前参与的这些活动，并没有让我对当代艺术产生某种兴趣和理解，也没有持续关注，甚至没有觉得这跟自己有关。

直到接触到金锋，我才觉得当代艺术跟我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我了解金锋，首先是通过老愚先生的介绍，然后到上海去参与了他所设计的“鲁迅宴请知识界”活动，后来又认真研究过他这本画册，终于有了某种相通感。

金锋曾经将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乡村老太婆的家当整个买下来，连她门角落的扫帚和垃圾也不放过，运到上海陈列起来。他还将一大群正在上访的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作品。还有一个作品很特别，一位失去双腿的退伍军人，天天抡镐为健全人修路，没腿的人为有腿的人修路。金锋花了巨大的心血，说服那位残疾退伍军人允许他将其做成雕塑作品，这个作品和有关故事太感人了。

通过这么几个作品，我觉得金锋的作品跟现实世界很相关，通过跟现实世界相关，而跟我这样的受众产生了关联。我由此对整个当代艺术产生了好感，我想象这个群体都像金锋这样现实而又犀利。

有一次林贤治编选了一本当代诗歌选，他跟我说：“摩罗我告诉你，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品不在小说里，而在诗歌里，诗人比小说家好得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少诗歌作品，深刻介入了当代的一些问题，比如精神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他的评价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读他编的那本诗集，感觉他说得确实有道理。

当然，诗歌对于现实的介入形式，其强烈程度可能远不如当代艺术。金锋的这些作品，给我印象之强烈，是文字达不到的。他对题材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介入。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为什么要收藏一个穷困老太婆的家当？他为什么要为上访的弱势群体做作品？这种人文关怀太鲜明了，这种支持和参与太鲜明了。

一个社会上的人，创造一种超过自己日常接触的方式，达到某种强烈的传播效果，以此实现对社会的介入、参与和影响，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金锋，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我的关注而言，其实跟“艺术”无关，我只是借用了社会上流行的“当代艺术”的说法而已。

“当代艺术”的说法当然不是多余的，这个名词本身就是大家建构的参与现实的方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作品，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对现实发言，这个人实际上就对社会产生了某种超日常的交流，超日常的参与，同时也具有超日常的影响。每个群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社会，“当代艺术家”的参与与影响，既独特又平常。说独特是因为其采用了“艺术”的名义，其平常是因为骨子里他其实是一种公民参与。

在中国，具有这种独特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的人不多，比如搞当代艺术的人，搞文化的人，搞学术的人，其实都是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机会来参与的人，这些人在公民比例中毕竟是少数。就是这个少数人群体，也未必都能够利用好这种参与机会，未必能够发挥好这种参与能力。金锋是充分利用了这种参与能力和机会的，所以我从金锋的作品和言谈中，发现了一种激情，一种责任感，一种担当。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品质，让我对当代艺术产生了好感和亲近感。

这次在北大考古学院展出的《忏悔》，就是一个深切地介入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作品。作者将近年来被绳之以法的一些贪官所写的检讨书，刻写在黑色的大理石上，平铺在地面上，让参观者一边践踏这些检讨书，一边阅读之。只有践踏之，才能阅读之。旁边还陈列着关于检讨书写法的讽刺文字。

在至少一百来平米的地面上，我认真阅读了部分贪官的检讨书。我发现大多数贪官都在为自己辩解，为自己开脱。我不想用“中国人没有忏悔精神”这样的陈词滥调对这些检讨书提出批评，也不想提出其他的文化解释和议论。我只想说，金锋用这么一件独出心裁的作品，把贪官污吏、贪赃枉法这种现象，以及名义上检讨、实际上自我辩解这种精神文化，提到了我们面前，招引着我们正视这种现象，正视导致这种现象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金锋的所有作品，都在向我们提出这些严肃问题，这就是金锋吸引我的原因，也是我对当代艺术产生好感的原因。

（在北京大学《3+1各自表述》当代艺术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片段，2010年4月20日）